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我们回到住地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周总理坐下喝茶水，我到康一民的房间去看看国内有什么新的指示。康一民正在抄报，一见我进去就说：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你们看看。他大致地讲了讲来电主张出兵的内容。我大吃一惊。拿起电文一看，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我急忙转身回到周总理休息的房间，向他报告。周总理不相信，认为我看错了。我又回到康一民那里将电文的第一页拿给他看。当时，他坐在沙发上。看后，他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他刚刚讲过中国不能出兵援朝，并以极有说服力的话，向斯大林证明了这点，而且也作出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但现在，国内来电又说大家（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主张出兵抗美援朝。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而今又得向苏方重新交涉，校正数小时以前谈过的一切话，而且必须谈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和进入战斗后的军火供应、接济办法等相应的计划，并立即采取具体步骤，以便志愿军很快能得到必要的供应，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10月8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及东北军区和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

　　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现在，我们接到中央新的决定的电文，我督促将电文一页一页地随译随送给他看。周总理研究了来电后，立即要我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今天与昨日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因当时住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二人，而且布尔加宁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那些事情。晚上，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询问他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信（即电文）已转去了，尚未见到回话。不过昨天斯大林同志已谈到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虽双方未最后谈定，但我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和你们的希望。莫洛托夫一再表示他不能做主，这一切都必须由斯大林定。但是总理绝口不提再同斯大林会谈的要求。莫洛托夫将信将疑地探询恩来同志，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如何谈起?恩来同志把前一天同斯大林谈的需要援助的项目与规模又重新提了一遍。当提到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时，莫洛托夫说，他记得数目题，特别是关于集中地点、接收、转运、保管和转交手续等一系列办法，特别研究了防空与存放地点和转交等项原则问题。苏方指定的接收终点站是：奥特堡尔，中国车辆到此站接运。验收、接管等具体手续和办法，由双方交接人员进一步磋商、确定。14日，总理得到斯大林的复电后，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并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开出的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我们在莫斯科逗留两三日，将军火一事办妥即飞回北京。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形势紧迫，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而接收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周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我说，根据我对苏联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因而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理再次提及：准备在下次会见斯大林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我们回国后，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从此，这天成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苏联遵守约定，于11月将第一批军火交给中国。在中朝军民的奋力反击下，战局迅速得到扭转。在第二次战役中，12月4日，收复了朝鲜首都平壤，很快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