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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
发布时间: 2009-12-14    作者:    来源:国史网 2009-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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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团稍事休息后,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夏令别墅(在孔策沃附近)。②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持续将近四个小时。③

  回到寓所后,少奇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

  ①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刘少奇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②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是28日晚。③据中央档案馆的材料,这次会谈的问题,其中包括:贷款和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等。据俄罗斯公布的会谈记录,斯大林说:1.苏联已决定给中国3亿美元贷款,年息1%;2.苏联派专家到中国工作;3.苏联可以帮助清除上海的水雷;4.建议不要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苏联可以派飞机帮助消灭马步芳的骑兵;5.中国应建立自己的舰队、飞机装配、制造工厂,苏联可提供;6.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航线,等等。

  ①报告的题目是《中共代表团主任刘少奇给联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注明的时间是7月4日。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三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报告认为,帝国主义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但是,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几个海港或做一种扰乱性的袭击,却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一些准备。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开始实行。这将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是,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报告认为: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以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借鉴作用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

  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任弼时不参加政府。报告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产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第三部分是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

  各国在华投资企业经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甚重要。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各国在华侨民12万,集中在上海、东北两地。这样执行的结果是使人民感觉得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有的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就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①

  第四部分是中苏关系问题,谈到如何处置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兵、蒙古独立等问题。报告认为,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并说,关于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希望能迅速办理。报告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应该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了解。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①

  另外,刘少奇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答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的详细情况。希望苏联能像20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干部的学校,并希望苏联帮助我们培养海军干部。7月11日晚10时,以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柯瓦廖夫是陪同代表团到苏联来的,因而也出席了会议。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他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然后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他进一步分析道: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49年5、6月间蒋帮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百老汇”大楼(今锦江饭店)等蒙受了损失。①

  毛主席曾电请斯大林指令苏空军对我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肆虐。于是苏方从旅顺很快调来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甚至也很少再出现在其他城市的上空。这对于我国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和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特别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会议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其他同志很少发言。斯大林最后说:现在还要再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或说明。刘少奇把原来准备好的那些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获得解答。问题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各点:(1)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2)国际局势和前景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3)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以及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等。斯大林解答的要点是:(1)在最近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只要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各国人民刚刚摆脱了战祸,从灾难中还没有恢复过来,不会赞成战争的。刘少奇与代表团成员高岗(右一)、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时期有多长,15年还是20年,很难预测。这个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充实自己。我们确实十分强大了,战争可能就打不起来了。但是世间也有疯子,有战争狂人。如美国的一位军官竟然轻信苏联红军在阿拉斯加登陆的谣言,跳楼自杀了。要防止疯子和战争狂人,因为他对自己和对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2)我们应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持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只要我们能争取到20年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时间,那时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毁灭的话。到了那时,战争的挑衅者就可能随时会被消灭掉。我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3)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总之,只要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4)要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会受人欺侮的。(5)人民力量的强大,历来都是有决定意义的。现在世界人民的力量更强了,而不是比过去弱了。要珍惜和重视人民的力量!

  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斯大林主动问,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前线帮助我们拍摄,在技术上帮助。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会后,斯大林请代表团一起看电影,所放映的四部影片是他选择的。放映时,他亲自向代表团作讲解。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到宪法问题,他建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详尽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如何开展、扩大中苏之间的贸易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要简便得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得合理,掌握好。在目前,这个办法对双方都有利,是可行的。即使这样,由于中国主要只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也仍然会吃亏的。因为按世界价格,农产品、原料与工业品的差价是相当大的。但是苏方会考虑到中方的实际情况。据我了解,后来的实际情况是,话是这么说了,但下边的工作人员在实际中仍然自行其是,而且他们比中国人懂经济、会算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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