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曾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从互助组时期起，陈永贵就坚持了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每年下来，他实作的劳动日，都超过了一般社员。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党员干部时时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劳动本领。

　　早在试办初级社的第一年，大寨就有些社员说：“集体好是好，就是拉不起困难户，养不起干部”，还有的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他们办社？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不可。”的确，只要算一算大小队干部有多少，就可以看出社员的负担有多重。支书、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赤脚医生、小队长、保管员……陈永贵听到这些说法后，马上明确表示：“如果是真正的困难户，我们就是要往起拉，新社会不同于旧社会，旧社会穷人死了也没人管，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对困难户不能看着不管。至于干部，我们保证不叫大家养活。党教导我们，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让群众养活，那不就成了群众的老爷了？”①

　　在入社后的第一个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就告诫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会上宣布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并规定，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委的劳动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支委。这么一来，意味着他这个支部书记的负荷必须超过其他任何人。后来，大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规范化，规定除重病和外出开会，党员干部每年劳动要达到300天以上；四个不能算：开会不能算，检查生产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外出联系工作不能算；五个不准：无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耽误社员的劳动时间，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不准借检查生产躲避劳动；四个一样：干部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评工，一样记工，一样编组劳动。干部只能比社员早出工晚收工，不能借口工作忙，迟出工早回家；晚上开会时间无论长短，第二天早上必须按时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干部只能在劳动中当标兵，不能在评工时当标兵，不管多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干五活：干部要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①。有陈永贵的倡导，又有制度作保障，大寨干部普遍养成了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的良好风尚。

　　从上述制度看，陈永贵所说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不包含用脑和在办公室办公。在他看来，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都不是劳动。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时的那段日子，才认识到劳动并非仅仅是卖体力，他忏悔似的对看望他的老朋友说：“过去我老对机关八小时看不惯，以后才明白，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巴黎公社用生命和鲜血争来的呀！”

　　陈永贵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零时间工作，挤整工夫劳动，模范地执行了自己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干部群众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和工作时间的分配上，自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大寨这样的重点村，外地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支书和主任连应付参观、参加会议、整理材料、制订计划、检查工作也忙不过来。陈永贵工作忙，头绪多，有时候会因一些零碎事情影响到他下地劳动。为了解决劳动和工作的冲突问题，他们一面采取了支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全体干部与党员的积极性，一面打破常规，将会议搬到饭场，将办公室搬到地头②，支部研究、安排工作、解决问题都通过“三会”进行，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不占用任何劳动时间。每天晚上，陈永贵要召开支委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就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向社员宣布，边吃饭，边开会，边讨论。饭场会一完，陈永贵等干部就和社员一起下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就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开地头会。大家坐在地头，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抓紧时间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地头会。这种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可以使干部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做到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

　　高级合作化后，大寨和周围的武家坪、金石坡、高家岭等合并成一个高级社，陈永贵任社主任，而管理委员会当时设在武家坪。这段时间，陈永贵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工作，他在《领导生产就得带头实干》一文中诉说了自己这一时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苦闷心情：

　　没办法，我只好天天钻在办公室里搞计划，扣数数，作汇报。领导生产不下地，思想工作不见人。没几天，我就觉得肚里空洞洞，实在不得劲。秋收下来，大寨反倒不如其他几个村增产多。社员们有怨言。这时，我再次下定决心：说成啥也不老在办公室钻了。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工作好与坏，先要看生产；要领导好生产，就得去参加生产；要搞好思想工作，就得和社员打成一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