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是种地能手。解放后有了土地，他成天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地种好。埋头于土地钻研，他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省界，看到太行山以外的土地，看见外省的庄稼时，便产生过奇想，要在他的这块多石少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来。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这样写道：“不用请算卦先生，我就能断定陈永贵是土命，要不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那么全身心投入，‘爱地如命，视土如金’。”①“爱地如命，视土如金”这几乎成为大寨人和后来常年跟随陈永贵的服务人员对陈永贵的一致评价。

　　对土地，陈永贵有着一种顶礼膜拜式的虔诚。他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说来也怪，他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就丰收什么。这种神来之笔除了得益于他对土地的热爱，还得益于他大搞科学种田。

　　陈永贵搞科学种田，缘起1953年的两件事。

　　这年夏天，县里有一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在大寨辅导科学种田。他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出的粪便仍带有病菌，下到地里会传染庄稼，如果要喂，得把病株的上半截切下烧掉，喂没病的下半截。村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技术员在故弄玄虚，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喂的吗？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陈永贵也有些半信半疑。怎么办？试验。他悄悄地用白发病谷草沤了20担肥，施到了一块八分的谷子地里。出苗、长苗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可一到出穗，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株苗竟有82株染上了病。他新奇地把大家叫到地边，用事实告诉大家：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种地也得讲科学②。

　　也是这一年，县城脚下的东关农业社试种金皇后玉米获得高产，县里组织人参观。陈永贵就向人家要了些种子，还刨根问底打听该怎么种。春天，他悄悄在离村子最远的一块沟地里试着种了两亩。东关是平地，大寨是坡地，金皇后又是新品种，他对试种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声张。从小苗出土起，他天天绕道去看。开始，别的玉米长得枝叶茂盛，金皇后还是细秆细叶。但陈永贵没有灰心，沉住气一直等到秋天，别的玉米早已秆枯叶黄不长穗了，金皇后后劲大，秆粗叶壮还正长呢。试验结果，每亩金皇后比其他玉米多打15公斤。

　　打那时起，陈永贵便开始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①　关于种试验田，陈永贵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从1953年开始种试验田，地一共换过三回。第一回是找背人的地试验，谁都看不见，原因是怕失败了丢脸。第二回就不怕丢脸了，可是老固定在一块地里搞试验。后来我想：种庄稼和开工厂不一样，工厂里的机器有一定的型号，用多少马力都有谱谱。种地是五谷杂粮甚也种。这样搞试验是不是能适合咱这坡、平、圪梁、洼的情况呢？不能。因为，既然搞试验，白土、黑土、红土这些地的土质、气候、条件都要研究，光固定一块地，试验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所有的地都适应。”②　就这样，陈永贵开始根据不同的土质、地块搞试验，常常同时种好几块，试验种子，试验肥料，挖地深浅，水分多寡，苗株疏密……通过多年的一系列的试验，陈永贵在选种育种、入种、套种、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新技术，掌握了一整套别人难以掌握的种地绝招，总结出了一整套几乎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经验。

　　他亲自试验选种育种和因地种植。

　　解放前后，大寨村民主要是依据“母壮儿肥”的传统观念选种，即在长势优良的大田里，挑选秸秆粗壮、穗大籽饱的作物单独收藏，作为家用种子。其中，谷子为大宗作物，品种有毛毛谷、鱼肚白、八叶叶、武安谷、大白谷、二白谷、冒州黄、代州黄等三十余种，其次为玉米，主要品种有大黄、二黄等几十种。合作化后，农作物由个体自由种植变成集体统一按计划种植，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必须在选种育种方面大做文章，淘汰低产品种，精选优良品种。什么品种产量高？必须靠试验。通过试验，评选出两种优质谷：大寨谷和冒州黄①，它们抗旱抗涝又抗风，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较大的金皇后等良种②，培育出了“晋杂一号”等新品种。

　　大寨地形复杂，有沟里的、坡上的、朝阳的、背阴的，它们的土质、光照、湿度、温度等许多条件又各不相同。经过反复试验，从1958年开始，将过去按片安排作物、“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逐块安排。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块，选种不同的品种：沟凹地水分足、地力肥，就种喜欢雨水、需肥多的；阳坡地干旱、地力薄，就种耐旱的、需肥少的；梁地风大、地力差，就种株矮、抗风的；背阴地冷，就种生长期短的。就是在同一块地里种同一样的庄稼，也很有讲究，以播种玉米来说，一块地就有四个标准：朝阳地方深度是三寸半，背阴地方只种三寸；高处株距是一尺八，低处只有一尺五，这样，就使向阳地背阴地一齐出苗，高处低处长得一个样③。　他长期密植，试验如何合理密植。

　　过去，受种籽、地力、肥料等条件的限制，大寨一直有“稀种薄收”的习惯，老辈子的种田经验是：“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稀谷饱，稠谷秕”，一亩地玉米植株七八百株，谷子八九千株。陈永贵不信这些老套套。1952年，他就在互助组开始进行密植试验，将每亩玉米增种到1500株，谷子增种到14000株。当年，谷子每亩增产60公斤，玉米增产116公斤，获得县政府授予的丰产奖。1953年，陈永贵开始大面积推广密植。1955年春季，根据土地肥力，陈永贵提出谷子留苗密度要达到2万株，玉米要达到2000株，但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怀疑和反对，大田全部按原计划种植，只留了少量地块试验。秋后，亩均密度1400株的玉米亩产140公斤，亩均2000株的亩产200公斤。群众认识到密植的好处。1956年，谷子种植密度达到每亩2万株，玉米每亩2000株，小麦、豆类等作物也相应增加了种植密度。当年，全社粮食获得增产，平均亩产160公斤，超过上年15公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了比较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各种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其中，“晋杂一号”适宜上等肥土地，每亩密度1800~2200株；“二黄”玉米秸秆硬，抗风力强，宜于一般二坡底，每亩密度2200~3500株；“安东黄”秆矮茎粗，抗风早熟，易在土薄地种植，每亩密度2800~3000株①。这样，有效地利用了地力、肥力及作物品种的自然优势，使密植成为大幅度增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密植也不是越密越好。1965年后，大寨连续几年粮食增产速度减慢，但一直找不到原因。一天，陈永贵劳动时，发现有一片玉米苗长得秆粗叶茂，这块地的土质、肥料与其他地块基本相同，为什么长势喜人？经过观察比较，陈永贵发现这块地植株较稀。秋后，这块地的亩产比一般地块增产20%左右。据此，陈永贵提出适当稀植。那年下种不久，陈永贵外出开会，由大队长贾承让负责生产。为保险起见，贾承让将后种的地照原来的密度下种，形成了两种不同种植密度的对比实验。经过对比，发现植株多的地块，玉米秆高大，叶子又宽又厚，不利于通风透光，影响了授粉，造成穗小籽虚，而植株减少的地块，则秆粗穗大，籽粒饱满。秋后单打单收，同为“晋杂一号”玉米，每亩2000株的，亩产500公斤，而每亩1600株的，亩产却达560公斤。从此，种植不再一味求密，而是主张根据地力、通风透光条件和品种来合理密植。

　　他反复试验如何提高肥效和因地施肥。

　　合作化以前，大寨的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谷地、麦地用羊粪，其他农田施用大粪拌炉灰、炕土或经过压熏闷制的熏肥、绿肥等。合作化以后，陈永贵认为要提高地力，光改良土壤还不行，必须在施肥上下功夫。那一年，他在赵背峪沟两分玉米地里施用大粪搅拌炉灰的农家肥做试验，作物秆粗叶大，增产明显。1954年，又在麻黄沟的7亩玉米地里如法炮制，打算做高额丰产试验。不想，事不遂人愿，从夏到秋，庄稼逐渐萎缩，非但没有增产，产量反而比一般地还低。为什么头一年行？第二年就不行了呢？陈永贵组织干部社员、农业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认为问题出在土性上，赵背峪沟是红黏土，上灰渣粪可以减轻粘黏，起到改良土地和增加肥效的双重作用，因而增产。麻黄沟是沙土质地，保水、保肥性能差，再施用灰渣粪，土地变得更加松散，水肥流失加重，所以减产。通过这次试验，干部社员明白了“种庄稼没窍，肥多就好”的旧谚语并不全有道理，施肥也得讲科学①。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1956年，陈永贵又组织试施磷肥。第一年，夏天把磷肥施到地里，到秋天时刨出来还是白的，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的社员说：“这肥料不顶事，何必多花钱！”陈永贵说：“国家花钱修起磷肥厂，难道专门造废品？恐怕是上法不对头吧，咱们再试试看。”第二年，他们把磷肥和农家肥合起来作追肥，效果还是不明显。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稀汤，和农家肥搅拌起来，发酵一个月，使用的时候，再按磷肥的数量，配上5%到10%的氮肥。这回很见效，庄稼秸秆坚硬，倒伏少了，籽粒更饱满了，产量明显提高。

　　过去收了庄稼，那些秸秆便随便扔在了地里，陈永贵觉得这样既浪费又不好耕种，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玉米、高粱等秸秆运回去铡碎，拌上水和家畜粪，再搅和后用土蒙起来，让它发酵。40天后，秸秆就腐烂发黑了，再上到地里，肥力大大增加。这种办法经推广后，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秸秆还到田里，每亩有250多公斤玉米秸秆沤肥还田，既有效利用了废物，又大大提高了地力。

　　陈永贵就这么不断研究着，每年试验着。通过不断试验，他逐渐摸索出了不同土性施用不同肥料的有效办法：红土地黏性大，上灰渣肥；沙土地土性松，施土肥；背阴地阴凉，施骡马粪；阳坡地地性热，施猪粪；沟洼地土层厚、地力肥，施秸秆肥；岭坡地土层薄、地力瘦，施圈粪①。这样，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结合使用，弥补了土地板结和营养成分单一的缺陷，使大寨的耕地越种越肥。他组织试验作物的播期和播序。

　　按照新技术的要求，作物要适时下种，即要适合地温。大寨山地多，老人们常说：“谷雨前后，安瓜点豆”，“小满玉茭芒种谷，不迟不早正合适”，这些传统经验是否一成不变呢？从1956年开始，陈永贵带头种试验田，领导社员进行粮食作物播期试验。试验发现，小满种玉米弊端多多，此时播种，到玉米抽穗时正好赶上头伏的干旱和大风。因此，陈永贵认为种玉米宜早不宜迟，将其播种期提早了半个月，由立夏提前到谷雨。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雨季水浸倒伏。而在洪水来得猛的地方，将玉米的种植期提前至清明，这样，等第一场洪水下来的时候，玉茭已长大，就不会被洪水淹了②。在播种顺序上，祖辈是先坡地，后梁地，最后种沟地，经过试验改为先沟地后坡地，最后梁地。因为沟地日照短、发育慢，提前下种有利于早出苗，延长生长期。

　　他不断试验禾苗的移栽法。

　　合作化以前，因旱涝及山害等原因，地里缺苗断垄现象比较严重。传统的补苗方法是补种，在原来的垄眼处开沟或刨坑下种。这种方法虽能保住全苗，但容易形成参差不齐的“老少苗”，影响收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永贵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有个社员说：“往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就活了，移苗行不行？”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家开始试验移栽谷苗，在间苗前将尚未完全扎根的谷苗移栽到短缺的地方。结果发现，凡是雨后及时移栽的不仅成活率高，而且长势与自然苗无异；凡是墒情差的，移栽成活率很低。通过试验，还找到了谷苗移栽的一些技巧，如移栽时间，要在谷苗长出新根时移栽才能成活，等到白根一变黑，就移不活了。要是遇上阴雨天，谷苗长出新根来，移栽效果最好，移一株活一株③。不久，又试验成功按谷苗株距刨坑浇水移栽。

　　1956年，陈永贵又开始试验在麦茬地里移栽谷苗。这年夏天小麦发黄时，陈永贵问贾承让：“收了小麦能不能再种一季谷子？”贾承让说：“收了小麦小暑了，种谷迟了两个节令了，能行吗？”陈永贵却从移苗补苗中受到启发，说：“能不能把谷子种稠一点，等麦收后匀出谷苗移栽到麦茬地里？”贾承让一想，有道理。说干就干，果真一举成功，移栽的谷子和种下的谷子长得一模一样，秋后打的粮食也不比种下的谷子少①。从此，大寨也可以一年两熟种植，结束了只种一季庄稼的历史。

　　谷子缺苗断垄的问题解决了，玉米和高粱能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呢？1960年夏天，大家又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开头，有人说玉米根大，移不活，有人说移苗要带籽，要不，即使移活也不出穗不结籽。陈永贵说，不试验得不出结论，试试看吧！试验的结果，玉米、高粱移苗同样能成活，带籽不带籽一样能出穗，能结籽②。

　　他提出玉米三深种植法。

　　耕作技术方面，陈永贵提出变“三浅”为“三深”。三浅指浅耕、浅种和浅锄。“三深”是与“三浅”相对应的深耕、深种和深刨，具体做法是秋后深耕蓄墒，变秋涝为春墒；春天深种防旱、保苗、蹲苗；夏天深刨蓄水养墒。

　　1956年秋后收割，沟地玉米亩产300公斤，而坡地、梁地玉米亩产只有50-150公斤。陈永贵琢磨着这其中的差距，逐渐领悟到：沟底里每年淤土，活土层厚，既抗旱又耐涝，而坡梁地虽说成了梯田，水土不流失了，但活土层仍不够厚，长不出好庄稼。因此他认定深耕能加厚活土层，能提高粮食产量。之后，他又组织社员讨论、比较，引导社员认识深耕具有增厚活土层和保墒、保肥的重要作用。合作化后，大寨大部分土地使用牛耕，不能一次耕得很深，陈永贵便用套耕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即前面一犋牛深耕4寸，后面一犋牛在耕过的犁壕里再加深2寸，使活土层加厚到6寸，这样就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变秋涝为春墒，缓和了春旱，促进了农作物的增产丰收。这就是深耕。

　　昔阳一带长期流传着一句农谚：“深耕浅种，强如上粪。”按照这一传统，玉米一般种2寸深。过去土薄肥少，为了利用表层肥土，浅种是有道理的。但一件事情使陈永贵对这一传统做法产生了看法。有一年，贾承让给一名军属耕地，种得深了，迟迟不出苗，出苗后长得也不好。而陈永贵种得浅，出苗早，长得也壮。但到了拔节的时候，陈永贵种的那块地却越来越落后了，贾承让耕的地里的庄稼越长越好，一亩地多收了六七十斤。于是，陈永贵开始搞深种，经过试验，总结出了因地因品种而不同的播种深度。一般阳坡地和梁地地温上升快，土壤湿度低，出芽快，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4寸；阴沟地低温上升慢，地凉潮湿，发芽慢，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3寸。播种时，下种方法也有讲究，播后用脚踢少许土将种子覆盖，再在上面踩上一脚。如果墒情干旱，要死踩，将玉米种子直接用脚踩实，使种籽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利于种籽接墒吸收水分，另一方面又能保住墒情不易蒸发。如果土地水分多，就活踩，轻轻地踏一下，以免形成土壤板结。和深耕深种相配套的是深刨。深种以后玉米的根扎得深了，怎样才能满足深处根系对土壤中空气养分的需要呢？1958年县委号召推广外地深锄的先进经验，陈永贵也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他在小背峪种过半分地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镢头深刨了一次，刨下有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刨出了名堂，半分地收了上百斤玉米棒子。党支部研究了这一经验，认为深刨有好处，能抗旱，能抗涝，还能清杂草，决定组织大家推广。这年玉米中耕的时候，陈永贵叫大伙扛上镢头上地，要改浅锄为深刨，刨到七八寸深。不少人不理解，说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没听说过用镢头刨草地，认为深刨会伤了玉米的根，会跑了墒。开始时，大伙还尽量把镢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陈永贵不答应了，在后边督促着，非让刨到七八寸。一些社员赌气了，他们憋足了劲儿，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头下去就是一尺深。这一喊一刨反倒让陈永贵心虚了，不知这一尺深将会是什么结果。等到伏天暴雨一来，深刨的作用显现出来了，镢头刨过的小土坑变成了一个个小“水库”，为玉米的旺盛生长保存了大量的水分。秋后，深刨玉米比上年增产一百多公斤。陈永贵在大会小会上总结经验，讲深刨的好处：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了主根；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的热化；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有利于斩草除根；有利于秋耕①。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他们在玉米定苗、长到1尺高之前，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有序踩动，刨过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个盛水的坑。刨的深度因地因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伤根打叶。沙地、漏地（土层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经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

　　陈永贵创造的三深法，是经过研究、试验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耕作制度，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深耕，活土层厚了，才有可能深种；深种之后又必须深刨，才能满足深处根系生长的需求，促进作物的正常发育。这一制度先在大寨继而在整个昔阳推广开来。一开始，是陈永贵逼着大家这样做，到了20世纪80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还在深种、深耕、深刨。三深法已经“成为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他提出间作混种，实行“四不专种”、“三不空”。

　　大寨受地形地力和群众生活习惯的影响，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种植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梁地、瘦地种谷子、豆类和高粱。但沟地肥地不多，每年只能种二百多亩玉米，占粮田种植面积的30%。玉米是高产作物，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得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可是以往坡梁地种玉米一亩只打二三百斤。陈永贵就和下乡的县技术员共同研究，沟地土层厚，每年夏天淤积一层活土，抗旱耐涝肥力高，自然高产，而坡梁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土层加厚了，肥料也多了，种玉米说不定也行。于是1957年，调整了作物的布局，扩大了玉米的面积，缩小了谷子、豆类的面积。那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8万公斤，仅玉米就产了8.6万公斤②。

　　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社员生活所需的小杂粮相对减少，生产与生活发生了矛盾。如何既提高产量，又能满足社员的生活需求，陈永贵又带头搞试验，并参照县劳模会上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介绍的“高产带高产”的经验，试验“四不专种”，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和混种。

　　“四不专种”就是不专种豆、不专种麻、不专种瓜菜、不专种高粱，这些农作物都带在其他作物地里。具体做法是：在玉米行里带种大豆或眉豆（又叫菜豆）、芥菜等；在谷子地里带种高粱、小豆或绿豆；在山药蛋地里带种芥菜。带种的原则是：“高埂种瓜，低埂种麻，埂根种高粱。”①　实行带种，不仅两种作物都能增产，还有“小倒茬”的作用，对改良土壤和保证下一年增产，都很有好处。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实行“四不专种”的同时，还推行了“三不空”，即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块零碎，地边、地角、地墙多的情况提出的。陈永贵组织社员算了一笔账：全大队2900块耕地，一块地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地角，合起来总共有2万多个地边、地墙、地角，加在一起约30多亩土地，能种7万多株苗。每亩产量按350公斤计算，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粮食。②　社员们觉得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办了。每年春播、秋种，每个生产队都要固定劳力，专种地边、地墙、地角，使所有土地，不论块大块小，都种得砌边砌堰。来大寨参观的人，看到他们把地种成这样，都不禁点头称赞道：“真种到家了。”

　　这样，“四不专种”和“三不空”相配合，既提高了产量又顾全了品种。后来，群众对这种搞法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成了一首歌谣：“高垄吊倭瓜，低垄种小麻，陇堰根底种高粱，大豆小豆满地爬。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窝瓜。”

　　有了陈永贵带头科学种田，大寨的试验田搞得红红火火，山前山后、好地差地都有试验田，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有试验田，不少村民也有试验田。注重科学种田，将造地和养地相结合，使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贫瘠的土地被逐渐改造成了疏松、提墒、保暖、吸水、高产的海绵田。

　　大寨农业技术不断出新，粮食连年增产，引起了昔阳县领导的重视。他们经常派干部去大寨蹲点、指导、总结、推广，加速了大寨经验普及三晋大地的步伐。1956年2月，陈永贵和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授予“粮食增产先进单位”。1957年2月，陈永贵、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业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各获奖章一枚，大寨农业社受到奖励。1958年3月，陈永贵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