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地势由东南到西北倾斜，相对高差277米。虎头山下，八道大土梁夹着七条大沟，犹如一把把利剑，将山坡劈成七股八岔，山间沟中还有17条小沟。山岭沟谷相间，山高坡陡，纵横交错，起伏不平。山坡岩石裸露，怪石嶙峋。梁上黄土覆盖，天长日久，风蚀水浸，切割得支离破碎。河沟坡度大，平日里乱石滚滚，雨季一到，则山洪暴发，形成灾害。在当地，人们这样形容大寨：“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解放时，全村约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一亩，就斜挂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地里上肥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更糟糕的是，一年中，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多半时间处在寒冷中。自然环境贫瘠，粮食产量自然不高，亩产量一般只有三四十公斤，好年景也不过五十公斤左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大寨人，已经习惯了顺从或忍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恶劣环境，除了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他们不曾想到向大自然挑战。然而，这穷山恶水在社会主义时代，在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手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说陈永贵率众闸沟造地，得从1951年的天津之行说起。那次陈永贵感触很深，并由此开始思索山区农村的发展之路，立下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那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关，第一次见到了太行山以外的世界。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青翠碧绿的满园蔬菜，看得他心花怒放。展览会展台上那一台台大型拖拉机、收割机、五铧犁，更令他钦羡不已。回来的路上，代表们在车厢里热烈地谈论着，平原地区的代表兴高采烈，山区的代表们却有点心灰意冷。陈永贵紧锁眉头，一袋又一袋地抽着烟，不时望望窗外一眼千里的辽阔平原，思绪又回到了大寨那被分割成4700块的800亩土地上。他多次陷入沉思：平原条件优越，无法比拟，山区条件恶劣，但可不可就山区地势作一些改变？想来想去，他竟想出了山区建设比平原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平川的土地亩数是死的，而山区地势宽，拓展潜力大，闸完了沟，修好了梯田，东一块西一块，串联起来，就能展出十几二十亩地来；挂在山坡上的梯田，一台一台的，哪一块也通风透光，利于密植，这一点平川万万比不上；山里人吃苦耐劳，有精耕细作的习惯，不论地边、地墙、地角，都要种上粮食，不浪费一寸土地；山区还能多种果木，多养牛羊……想到这里，陈永贵眉头的疙瘩解开了，他兴奋地拍拍同来的下思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帮寿的肩头，说：“老伙计，咱对平川机械化，一不眼红，二不等待，咱走咱们的路子。粮食产量，咱要跟他平川扳跌（摔跤），要扳过他们。”①

　　天津回来后，陈永贵互助组加强了田间管理，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但没有搞大的土地基本建设。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蹿……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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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①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第一次会议失败后，陈永贵认为要让大家接受十年造地计划，思想转变是关键，“首先要思想变，土地才能变，技术才能变。思想不变样，什么也不能变。可是，思想不好变，它是活的。变思想要依靠贫下中农起带头作用。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先把贫下中农的思想提高，再去带动富裕中农。”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他就去找过去和他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老贫农、老雇工商量，研究对策。这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坚决地支持了陈永贵：“就这么干吧！又不用贴什么，贴也是贴上点劳力，还能贴了咱房屋、土地、牲口、农具？”陈永贵满心欢喜地说：“这就好，只要你们带头干，把大家带动起来，就能成功。”①

　　再开会。大家心里还是充满疑虑：“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几个劳力，猴年马月才能把地修好？”陈永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号召大家：“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要咱全村人拧成一股劲儿，坚持干下去，总有一天能改变风水，改变命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1953年冬，大寨打响了改造山川面貌的第一场战斗。

　　第一个改造的目标是白驼沟。白驼沟，长1500米，宽10余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沟掌海拔985米，沟口海拔940米，高差45米，沟两边分布有零星梯田5.2亩，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小的一条。

　　改造行动在冬天开始。太行山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合作化以前，单靠个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冬天的大寨人只能偎在炕上，依靠少运动、多睡觉、少吃饭来减少粮食的消耗。1953年的冬天，这里却热火朝天。

　　为了确保改造工程成功，陈永贵带着贾承让、梁便良、赵大和等到白驼沟，进行实地观察和勘探，确定打坝的数量，又召集支委、社委开会具体部署，并给大伙下了命令：“这是农业社的第一个造地工程，也是实施十年造地规划的头一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安排部署妥当，大寨五十多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就连71岁的贾金元老人也不顾干部的劝阻，整天和年轻人一起干活，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②　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担土垫地。土塄到处都有，只是冻得厉害，妇女们一镢头下去，刨出的却只是一道白印，但她们毫不松手，不停地挥舞着镢头，等到满身热汗时，坚硬的土被刨下一片。那段时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村进沟，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余个小时，早午饭就吃在地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上面便冻了一层冰，干得满头大汗的大寨人戏称之为“冰碴饭”。梁便良后来回忆说：“冰碴饭不是大寨人实在想吃，因为这也和打仗一样，形势逼着我们非吃不可。”陈永贵后来也说到过冰碴饭：“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面条？”

　　这一年，大寨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干高强度的劳动，回了家却吃不上饱饭。但就是依靠这样的物资条件，他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就这样，大寨人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共投工1700个，打坝25条，造地9亩，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①。这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初战告捷。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陈永贵更是异常兴奋，他对大伙儿说：“白驼沟是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治理的，没有合作化就不会有这些坝这些地。以后白驼沟改个名字吧，就叫合作沟。”白驼沟，合作沟，这名字起得真好，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体的力量，看到了合作的威力！

　　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而且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地委书记岳忠泰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在治理白驼沟前后，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计划》逐渐在陈永贵头脑中成型。这项规划的目标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夺丰年。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时间安排是：每年秋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十年造地计划先拿到支委会，又拿到支部会讨论，征得支部大会同意后，又拿到社员大会上宣布。陈永贵以他天生的雄辩口才说服了村民。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地计划展开了。

　　到1955年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把后底沟闸住了，赵背峪沟闸住了，小背峪沟也被闸住了，昔日的荒沟都变成了能种庄稼的田地了。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然而，陈永贵领导大家在治理狼窝掌时，却一连失败，两次受挫。

　　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大的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沟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约200米，总面积87912平方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丛生。相传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狼窝掌最险恶的时候是每年夏秋时节的雨季。由于沟深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四面八方的雨水汇集到这里，山洪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猛扑下来，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肆虐横行。民间有“狼窝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的说法。在这样一条异常凶险的沟里打坝造地，只有陈永贵想得出，干得出。

　　合作化以后这两年，大寨不仅治理了白驼沟，也对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念草沟、麻黄沟进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窝掌里动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就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白驼沟能治、后底沟能治、赵背峪沟能治，难道这狼窝掌也能治？

　　陈永贵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会上赢得支持，后在群众会上通过。陈永贵善于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征求全体社员的意见，倒不如说是逼得大家跟着他走。当他说“同意的请鼓掌”时，会场上一片掌声，再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没有人举手。计划就这样通过了，尽管背地里有不少人反对。

　　第二天，治理狼窝掌的会战开始。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8个劳力上了狼窝掌。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狼窝掌的上空回荡，构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创业交响曲。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呼啸着，人们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窝掌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擂捶打石的、凿眼放炮的、拴上铁绳抬石头的、挥起镢头掘冻土层的，一个个浑身冒汗，没有丝毫的寒冷。就这样，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从沟口渐次升高，直达沟掌，谁看了都赞不绝口。

　　春天来了，大家满心欢喜地在新造的田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期盼着秋天的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8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和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社员们心急如焚，他们冒着大雨冲进狼窝掌，手拉手防洪护堤，腿上长了疮的赵大和跳进半人深的泥浆里，用身体去堵缺口……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社员们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切。看着洪水过后的惨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坝前，不停地抽烟。他没有文化，不懂力学，有的只是经验。经验告诉他，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因此，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他还觉得不踏实，决定在上游修一个小水库，使雨水往下冲时有一个缓冲过程。

　　想好了办法，陈永贵又去动员大家。当时劝他放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少。陈永贵再次找原来的穷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对者个别谈话，工作总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窝掌第二次响起了大战的号子。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种，夏季锄草，只有陈永贵一到天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往狼窝掌跑。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陈永贵的心情，又一次大张龙口。半夜里一声霹雳，一阵闪电雷鸣后，大雨如注，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窝掌。他从下往上检查，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好好的，不觉有些宽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听一阵沉闷的响声，如脱缰野马般的山洪奔泻而下，摧枯拉朽似的冲开了一道道堤坝，顷刻间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

　　本来五社合一的“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挫就是一大打击，两治狼窝掌的失利，使陈永贵雪上加霜，打击自然不轻。村子里传出了各种风凉话：“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里流？”“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个冬天，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陈永贵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是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①

　　陈永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干下去，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闸沟造地是展示合作化优越性的舞台，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扫了农业社的威信，又给集体脸上抹了黑。可是，再干必须要大家干，必须有必胜的把握。怎样才能通向成功呢？

　　一连几天，陈永贵一直在狼窝掌转悠，蹲在坝上发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他在反复琢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大的石头经不起水冲？有一天黄昏，他望着自家的窑顶出神，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窑顶的上边是一座土山，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窑洞压不塌？他又联想到后底沟有一座石拱桥，人来车往几辈子，它愣是纹丝不动。想来想去，陈永贵的思维集中在了这窑这桥的拱形构造上。一个奇思妙想产生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上游，山洪泻下来的时候就冲在拱背上，这样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

　　有了新的方案，陈永贵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县领导的鼓励和贾进才等的支持，无疑又给了陈永贵巨大的力量。

　　二战狼窝掌失败后，县委书记张怀英专程到了大寨，找陈永贵谈心。陈永贵见到书记，一脸的苦笑，伤心地说：“这么多人，吃着冰碴饭……”张怀英想让陈永贵轻松些：“吃冰碴饭那又有什么？你们吃还是坐在那里吃呢，想当初我们打游击，肚子饿了也不能不跑，边跑边朝嘴里塞，塞的都是冰碴饭，一顿饭吃了十几里地。”随后，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临走时说了一句：“革命哪会有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面对又一次的失败，有些干部没了主意，纷纷询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然想干，可苦于没有万全之策，不好明说。一天，贾进才遇见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仍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问道：“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说：“我说，还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

　　这正好合了陈永贵的心思。于是，陈永贵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将自己的具体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领导大寨人开始了造田运动，三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一次吹响了！①

　　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党支部也像前两次那样，召开了三战狼窝掌的誓师动员大会。陈永贵是天才演讲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进行着精彩的演说：“前两次塌了坝，换来了咱们的新套套，叫做坝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宽上窄像梯形。上两次石头是干砌干垒的，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浆灌缝……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厉害，还是咱大寨人厉害！”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陈永贵开始分配战斗任务，领任务者一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

　　这次的任务比前两次更加艰巨。根据党支部的安排，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坝是8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3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离狼窝掌三里多远的金石坡开采，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又要重新垫起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依靠的只是大寨人的两只手和两个肩膀。开工那天，只有60多个劳动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各干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样吃着冰碴饭，狼窝掌又一次沸腾了！

　　老党员贾进才在这次改天换地的工程中担负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锤上了山。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冻得开了裂，开石时榔头一震，裂口鲜血直流，滴在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贾进才仍早早起来，踏雪进山，扫开工地上的雪，打碎冰凌，便丁丁当当干起来。开山凿石既是一项苦差事，又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头有的大得出奇，几锤下去不见丝毫动静。这天，贾进才就遇上了拦路虎。有一块石头石纹细腻，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垒坝材料，可无隙无缝，不好开口。老英雄一连砸了98锤，当最后一锤落下时，只听“咔嚓”一声，一道缝才整整齐齐地从大青石上裂开。待其他社员们来到工地时，贾进才已经打好了一堆石头。送饭的这时也挑着饭送到了工地，揭开砂锅一看，稀粥早已冻成了冰疙瘩。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么厚的雪，到哪里去找柴火？贾进才端起锅来就吃，还呵呵一笑：“咱是穷苦人出身，身子骨没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冰碴饭就变成热的了。”大家听了，很是感动，有人就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又笑笑，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贾进才就是这样，哪里有苦活累活，他就出现在哪里。在这次改田中，他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

　　开石不易，运石也难。没有像样的路，车马又不多，所有打坝用的石头基本靠大家沿着山间小路一块一块抬到沟里。到了雪天，运料就更加困难了。梁便良、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山上往下抬石头，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运料任务。

　　贾进才、梁便良、贾来恒等人的实际行动是对陈永贵的莫大支持。

　　在大家苦干大干的时候，陈永贵这个征服大寨山水的头号决策人更是处处干在前头。这次，他仍然负责垒坝，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在他手里都是随心所欲由他摆布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合适，而且又快又好。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有了陈永贵这样的领头人，大寨人哪一个也不愿后退。

　　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

　　狼窝掌通过前后三次治理，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①

　　到1962年，陈永贵领导大寨人顺利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设十年规划。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每个劳动力移动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强劳力每年往地里担粪、担庄稼五万公斤……如此坚持十年不改，不仅治理好了七条沟，在那里垒起了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另外，还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了2900多块。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他们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成为解决当时全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与耕地紧张矛盾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