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骤然加快。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我国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因此，合作化必须赶快上马。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等人“右倾”，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①。“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②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说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增产，许多农民积极入社，“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③。这两次会议都把稳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主张视为右倾保守，并且提到方针高度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批评，这就直接助长了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情绪。

　　山西省委在8月下旬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围绕解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问题，通过了《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在强调发展速度的指导思想下，确定了今后三年内全省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和目标。10月下旬，省委又在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山西省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全面规划》，重新确定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使本已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再度加快。尤其是当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以及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时，全省合作化运动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④。

　　1955年秋末冬初，中共昔阳县委按照上级要求，大抓扩社、建社工作。大寨的初级社基础好、党支部领导坚强、干部群众觉悟高，属于昔阳县首批转社的合作社之一。12月26日，大寨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主任。

　　此时的陈永贵热情高涨，一是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大寨走在了前列；二是迈向集体化高级阶段，盼望多时的社会主义已近在咫尺。怀着满腔热情，他亲自主持制订了转社方案，制订了高级社章程草案。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和农具、牲畜、树木等主要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转社的主要工作是牲畜、农具、树木作价（土地无偿入社）。以陈永贵、梁便良出任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会代表，加上贫农代表李喜庆、贾根元和富裕中农代表贾志发，组成了作价小组。经作价小组研究决定：牲畜作价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提高五个百分点，中型农具以市场价按新旧好坏折成计算，生产资料作价款以劳力平摊，超余部分由社内公积金逐年还清。树木处理办法为：成材树木作价入社，小树无代价入社，唯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自留地的分配：单身户留2分，二人户留3分，三人以上的户每人留1分①。

　　牲畜农具作价入社那天，恰巧县里通知陈永贵开会。临走前，他和作价小组商量先从谁家开始，不少村民在旁边听着，心里各有各的小九九，都想把自己的耕牛和农具估高一些，又怕别人说没觉悟，都在观望着、议论着。为了完成转社工作，也为了使村民在转社中进一步增强集体观念，陈永贵又一次做出了牺牲，要求作价组从他家开始，然后，就去县里开会了。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和一头快要产仔的母猪，还有一张八成新的犁。按规定，市场价加5%，黄牛应作价140元，待产的母猪80元。梁便良他们怕陈永贵嫌定的价高，最后将黄牛定为100元，母猪70元，犁8元。谁知两天后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这个价，马上提出了异议，说他那头牛最高不能超过80元，因为用了3年，又在去年耕地时崴了脚，母猪最多值40元，犁5元就够了。梁便良等拗不过他，只好再降价。1956年大寨村人均收入43元，陈永贵的这笔损失应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有他的算法，有他的想法。当有人说他那头母猪一窝生10只小猪，每只卖10元，还能赚100元时，他却说，他买时只花了12元，去年生了一窝小猪，已经赚了，现在虽然怀着胎，但还没有生下来，咱一不费工夫，二不用饲料，怎么能把小猪也算进去呢？他还说，大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一些，但有牲畜、农具的毕竟还是少数，如果把牲畜、农具价折得高了，看起来有牲畜、农具的户没有吃亏，但绝大多数没牲畜、农具的户就增加了负担。我们应该为更多的农户着想啊！①

　　陈永贵不计个人得失，为的是换取大家在作价时少一些计较，多一些无私；为的是调动广大社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当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陈永贵家那头母猪入社不到一个星期，就产下11只猪崽，市价77元时，自然没有人再好意思言语自己的牲畜作价低了。

　　有了陈永贵带头压价，大寨高级社成立时，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贾进才在牲口作价时，嫌自己家那头土改时分的老黄牛老了，便以40元的价格卖掉，又添了60元钱，从县城买了一头油光发亮的大青牛加入了合作社②。一位老贫农自己家里没有牲畜，专门到街上买回一头牛入了社。

　　当然，转社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人表现出了自利本性。一位富裕中农，有一头老瘦毛驴。轮到给他家的毛驴作价时，他把那老驴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才牵到作价现场。作价小组给了18元的价格。听这价格，他二话不说，牵上毛驴径自到了集市。当时牲口市场不景气，他那头驴只能卖14元。在进退两难中，他忍痛卖掉了驴，回村后却丢不下脸来，愣说自己的毛驴卖了22元，还是点的现款。消息传开，村里大乱，不少人找作价组，开口闭口作价低，要求重新作价，并威胁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作价陷入困境。陈永贵却专程到县城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膘肥体壮的大灰驴，回村后便拴在了大柳树下。众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买驴，陈永贵道：“入社。”大家围着驴左转右看，都夸是头好驴，人们揣测像这样的驴最少也得150元。陈永贵拿出税票给大伙看，才90元。大伙随即又议论开了牲口作价的事，说照作价标准，像这样的驴少说也得100元。由此，又想到了那头老驴，认为必定卖不到22块。于是众人去问那位中农，他不说话。陈永贵开口道：“我查过税票了，那头驴卖了14块。”③

　　整个作价工作中，入社的牲畜有马2匹，骡1头，牛26头，驴24头，羊165只，猪32口，共作价6268元。入社农具以成数定价，有双铧犁2部，山地犁4部，大型农具8件，中型农具32件，铁棍2根，铁绳12条，切草刀15把，作价184元。两项共计6452元④。

　　就在大寨高级社成立不到半月，社员思想还没有安定下来，许多具体工作还未及扎实展开时，县委突然通知陈永贵开会，要按照省委、地委加快农业合作社步伐的要求，决定大寨新胜社和武家坪国强社、庙坪民强社、金石坡金胜社、高家岭高胜社五社合并，成立规模更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27日，五社合并而成的高级社正式挂牌，仍冠名“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担任社主任，武家坪郭忠义任副主任，贾承让为会计。

　　高级社合并后，设管理委员会，陈永贵任主任，其余三个村，每村设一个副主任。管理委员会以村建生产队，队下设组，并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检查督促计划决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采取了许多措施。在解决队与队的矛盾上，实行“五固定和三分配”。五固定是：以队固定产量，以组固定土地，以组固定劳力，以产固定工分，以组固定牲畜；三分配是：以组分配种植指标，分配农具，分配种子、肥料。在解决人与人的劳动报酬上，采取了定额管理和以件计酬相结合的办法。为此，对97种农活进行了分类排队，把能定额的78种农活分为5等12级，每级差度为5厘，然后把农活报酬定额到地，7天一安排，半月一检查。在财务制度上，全社共配了三个会计：一个负责财务，一个负责工分，一个负责生产统计。10元以下开支由社主任批准，50元以下开支由管理委员会审批，50元以上开支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①。

　　五社合并后，陈永贵信心十足，决心要把社办好。然而，由于规模太大，435户，1755口人，604个劳动力和4928亩土地，大牲畜318头，羊690只，猪52口，社与社经济基础、生产发展不平衡，人与人生活环境、思想认识不一致，尽管他殚精竭虑，采取了诸多办法，但终究还是无法把社巩固下来。并社后，按照陈永贵“办大社，应该显示大集体的优越性，人多力量大，立即组织队伍打搞农田建设”的安排，大社组织了306个劳动力浩浩荡荡开进大寨麻黄沟打坝造地，可是金石坡的人不乐意了，说：“光受苦，没有甜，合在一起没光沾。”面对村与村的不信任，组与组的矛盾，陈永贵无力回天，坚持到秋天结算后，大社很快又分成了五个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