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创办初级社、农业获得丰收的1953年，是我国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需求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加上农村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缺粮的农民增至1亿。这就使得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的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②。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认真分析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建议和对策。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此，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当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农民的思想十分紧张。当时的粮食产量还不高，统购粮的价格又很低，卖粮太多势必会造成广大农民生活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将动员工作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
陈永贵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山西省劳动模范，对国家的号召，自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
大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发生了一件单干户挑战初级社的事件。陈永贵不失时机地将了单干户一军，并由此揭开了大寨统购统销的序幕。
1953年秋冬，陈永贵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一方面庆祝大寨试办初级社成功，粮食喜获丰收，另一方面向大家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吸收新成员，扩大社的规模。会上，就在他神采飞扬地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好处，讲粮食大丰收，平均亩产250斤，比互助组时期每亩多打60来斤时，单干户李二和嚯地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大惊小怪，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初级社每亩多打60斤粮还算多，我这个单干户，每亩地还产了三百多斤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大家思想的混乱。陈永贵知道李二和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只是想逞逞能而已。他将计就计，马上把几个干部叫到外头研究，把大会的程序调整一下。党支部原计划先总结集体化的优点，然后再宣布国家刚刚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现在李二和站出来逞能，就不如先宣布国家的统购任务，打压一下单干户，然后再总结集体化的好处。陈永贵回到会上，不紧不慢地说道：“不论是农业社、互助组、还是单干户，多打粮食都是好事，都要表扬。不过，有一件事，原来准备散会时宣布，现在索性说了吧。国家今年实行粮食统购，上级分配咱村今年卖粮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库里。这统购任务就按自报产量分担，多产多卖。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
李二和听到这里，顿时脸色就变了，左右开弓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骂自己：“我这嘴是坏嘴，是屁嘴。我根本就没打下那么多粮食，我连秸草算上也不够300斤。”众人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陈永贵和李二和，只听陈永贵问道：“你连秸草也没有那么多，那你为什么要报那么多？”李二和不得不说实话：“我想搞单干，怕人们都进了初级社，没人跟我变工，我是这个目的，我实在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可得救救我哩！”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李二和按亩产300斤的数量卖余粮，将李二和的军只是想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见李二和已说了实话，陈永贵便给他指了一条后路：“要想救你，你得把大寨这七八十户全跑遍，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大家说给你下任务就下，说不给你下就不下。”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在李二和一一恳求大家后，大伙同意按他实打的粮食进行统购①。
李二和事件过去了，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但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各级领导都提倡农民要多向国家卖余粮。为了完成好统购统销任务，陈永贵反复在支部生活会上讲，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工作，挨家挨户地动员。好在大寨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的事情，一般都会照着去办。而且干合作社这些年，社里的老百姓跟着陈永贵从没有吃过亏，对他的话也深信不疑。但毕竟民以食为天，卖粮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大家都看陈永贵，看他上缴多少。陈永贵家分得粮食不多，却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卖了2750公斤“余粮”。与此同时，贾进才也上缴了自家的余粮，其他党员也纷纷互相比着往粮站缴粮。在党员的带动下，平日里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社员们慷慨奉献，大寨当年向国家卖余粮2.25万公斤，超过应完成任务的12.5%②。
统购统销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征购征得太多了，不少人家由于卖掉了太多的“余粮”，连口粮都没有留足。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大寨村就有人家面临着揭不开锅的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最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没到夏天，他家的粮食就断了，万不得已，他的妻子只好偷偷地到武家坪菜园买菜救急。
这一年，昔阳县其他地方在统购统销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没有经验，不少地方和大寨一样卖了过头粮。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人没有去要返销粮。大寨当时已是县里的先进典型，又超额完成了统购统销的任务，口粮够吃吗？
为了保护大寨这个典型，也为了了解当时下面的实际情况，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五公里来到了大寨。陈永贵承认由于自己没有经验而使村民卖了过头粮，致使生活困难。张怀英关切地问他大寨要不要给一点返销粮，解一解燃眉之急。陈永贵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张怀英回到县里以后，就听到陈永贵的老婆李虎妮经常到菜园买菜的消息，他想靠买菜充饥又会为陈永贵增加多少经济负担呢？于是马上通知陈永贵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陈永贵以为县里有什么任务，接到通知就来了。谁知，张怀英却打开抽屉拿出了两盒烟，要陈永贵拿上，又从衣袋里掏出30斤粮票：“这粮票你带上，去粮站换些面粉。下乡的同志经常在你家吃饭，你也不收他们的钱和粮票，拿这个作些补充吧。”陈永贵听了，嘿嘿一笑：“这烟我装上，那粮票，我一斤也不要！你也挺困难的嘛！我今年紧一点，明年就好了。我老婆虽然有小孩，可是她是个党员，对这事没什么意见，她要怪我卖粮多，我就给她回忆旧社会，怎也比啃生玉茭好吧！”①
陈永贵这个刚强铁汉，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典型体现和真实写照。
困难的一年熬过去以后，第二年卖粮时，陈永贵的心里就有了底，在完成了统购统销任务的同时，给社员留足了口粮，集体储备粮也有了着落。后来，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居然在保证社员有粮吃的前提下，向外借了数十万斤粮食！
大寨卖粮多，上级往往在大会小会上以大寨的卖粮作对比，用陈永贵的例子教育其他卖粮不积极的干部，说大寨完成了多少统购任务，你们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本来是要通过典型引路，在全县形成一种好风气，但当时有些村的干部在动员群众缴粮时，方法不当，说人家大寨缴了多少粮，咱不缴过不去呀！这就将陈永贵推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邻村社员的众矢之的。武家坪紧邻大寨，解放前两个村跟一个村一样，解放初还是一个党支部。但卖粮一事，却使武家坪的干部和群众都对陈永贵产生了意见。
有段时间，陈永贵常出席县里的表彰会议，发言、领奖，心里美滋滋的。可每次回村时，他都发愁，因为从县里回大寨必经武家坪等村，他怕碰上人，怕听见一些冷言冷语，什么“人家去县里吃白馍授大奖”、“群众饿肚皮，自己戴红花”，诸如此类。领了锦旗，他也不敢展开回大寨，而是叠起来揣在怀里。
这些冷言冷语自然也传到了大寨。陈永贵认识到完成统购统销政策不仅要动员合作社干部多交粮，还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召开了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会议从一具锄头的生产开始，引起了关于“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制造机器、农具，他们吃粮食不吃粮食”的讨论。陈永贵乘势利导：“工人造农具吃粮食，解放军保卫祖国吃粮食，我们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吃什么？”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一番议论，大家的思想渐趋一致。梁便良等共产党员说：“我们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国家。有粮食不卖，还叫什么听党的话？只要能拿出来的粮食，我就要卖！”
政策有良莠之别，人心有公私之分。共和国经济建设处于起始阶段，需要大量粮食。粮食是农民含辛茹苦生产的，如何在粮食分配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一省一县如此，一乡一村也如此。由于陈永贵长期引导大寨社员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在大寨逐渐形成了爱国家、爱集体、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使大寨粮食连年增产，年年多向国家卖粮，社员又无怨言，这不能不说是陈永贵思想教育的成功，大寨人思想领先的表现。1954年，大寨卖粮2.6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5.6%。1955年，卖粮3.5公斤，比上年增长34%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