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积极响应组织互助合作的实践中，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表现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渴望之情。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吸收一批新党员。陈永贵表现突出，被列为考虑对象之一。而此时，陈永贵也向时任大寨党小组组长的贾进才表达了自己入党的强烈愿望。鉴于当时大寨党员人数少，急需加快组织建设，也考虑到陈永贵的实际表现，贾进才欣然同意作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按照陈永贵的表现，入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问题，一场全县范围内的整党运动（也叫“搬石头运动”）开始。在整党期间，按照规定不吸收新党员，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只好推迟。到1948年7月，组织发展工作恢复，但规定发展新党员要进行严格审查，手续也比以前要严得多（过去入党只要支部通过后报到区委就可以了），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后，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送到区委审批时，区政府的一位秘书提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伪代表”。这可是一个政治问题，通常情况下，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一般都会划掉。然而，陈永贵这个名字却深深地牵动了区委书记张怀英的心。

　　张怀英早在1946年就认识陈永贵。在他的记忆里，陈永贵是一位不寻常的庄稼汉。他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的住宿情况，在县城的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

　　1948年7月，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是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大寨却是另一种景象：号称“个半驴”的陈永贵是大寨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却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修整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内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我汇报。我正在为“组织起来”寻找经验，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我在我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我便亲自到大寨去进行查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我又找陈永贵访问，我说：“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丁丁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①

　　陈永贵在张怀英脑海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更使张怀英在陈永贵入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本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张怀英决心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他派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阎维周进驻大寨后，先后找大寨的共产党员贾进才、贾承福、邢玉清进行单独谈话，询问陈永贵当伪代表的事。阎维周的到来，使陈永贵意识到这位组织委员是冲他的入党问题而来的，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区委书记说明情况。

　　见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后，陈永贵诉说了自己的历史，讲了他父亲的惨死，谈了自己对党的感情以及自己当伪代表的真相，并告诉张怀英，他被捕出狱后，再没有见到过老曹。

　　凭借张怀英长期的工作经验，他觉得陈永贵讲得合情入理，心里已断定他说的一切都是实情。因为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可是如何证明陈永贵是特勤呢？当年直接的证人显然难以找到，张怀英决定通过旁证来证明。于是，他先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垴村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随后，又访问了阎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怀英还专程到了陈永贵的家乡察看。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

　　经过一番调查，张怀英认为，自幼饱受人间疾苦的陈永贵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这时，阎维周在大寨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陈永贵所言属实，这就更坚定了张怀英的信念，最后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

　　1948年冬，陈永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对党充满无限热爱，饱含满怀感激之情的淳朴农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好愿望。入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起点，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以后的岁月里，陈永贵始终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跟党走。不论是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六三洪水肆虐的年代，抑或“左”倾猖獗的岁月，他对党都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