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贫苦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新的农业生产关系激发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热情，他们心潮澎湃，忘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着。但是，土地改革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虽然改变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农具还是原有的农具，耕耘还是靠人力和畜力，不少农户不是缺牲畜，就是短农具。同时，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其经营规模较前反倒更小，这样自然又增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阻力。加上大寨的自然条件还和解放前一样困难，“三天不雨苗发黄，下点急雨都流光”，当时前线战事又紧张，群众纷纷参军支前，后方劳力奇缺，遇到农事集中时节，更是忙不胜忙。因此，翻身不久的大寨农民仍然面临着发展生产的艰难历程。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为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毛泽东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农民响应这一号召，纷纷组织起变工组、扎工队、互助组。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互助性的组织，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支援了战争。那时，昔阳县也涌现出了刀把口、白羊峪两个互助合作的先进典型。
土地改革后，为了巩固土改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号召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大寨党小组组长贾进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在大寨成立了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那是1946年冬，从区上开会回来的贾进才向大家传达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他说：“区上让咱们自愿碰火搞变工互助，这是件好事。俗话说，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在一起，有困难互相搭帮，准能把生产搞好！”会后，不少人聚集到贾进才家，商量变工互助的事，这些人多是劳力好、牲畜好、土地好、农具好的强户。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和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这些自愿碰伙的精兵强将自然很快就组织在一起。这就是以贾进才为组长的大寨第一个互助组。
贾进才互助组是一个由15户组成的“变工组”，是松散的季节性临时互助，他们按季节聚散，组织生产。农忙季节组织起来，变工互助，农闲时散伙，自由做工，各家干各家的活。陈永贵那时年轻力壮，是大寨村有名的好劳力，种地的好把式，在组织变工组时，尽管他不在，尽管贾进才坚持要先征求他的意见，但大伙还是很自然地把他算在了其中。后来，贾进才找到陈永贵，想叫他表个态：“金小，我给你商量个事，外面都组织变工组，咱……”没等贾进才把话说完，陈永贵便爽快地答道：“商量什么？你不是正在组织？我参加！”
第一个互助组成立后，大寨一些生产条件差、劳力弱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可组里有人不同意接受，认为这样做，劳力强、生产条件好的农户会吃亏。贾进才也不好违背这些先加入的农户的意愿强行吸收他们加入。于是这些不被互助组接受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历史给了陈永贵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那几天，正是正月天闹红火的日子。陈永贵秧歌扭得好，正在串村演戏。陈永贵和秧歌队的人串完村刚回到家，就来了一帮人。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是来找陈永贵出主意想办法的。几个老头儿一进门就问：“金小，政府号召互助合作，人家组织起来了，留下俺这些老少爷们该怎么办？”18岁的梁便良更是直接道出了心里话：“金哥，你给进才说一说，变工组算我一个吧，我也会干好多农活呢！”更小一些的贾承联随声附和：“哥，让我们也参加变工组吧！”
陈永贵很快明白了这些老少爷们找他的用意。他们信任他，把他当作了主心骨，希望从他这里找到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陈永贵陷入了涉世以来最难抉择的沉思之中。贾进才互助组是由强劳力组成的互助组，正所谓“兵对兵，将对将”，“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在这样的互助组里干，陈永贵这个精壮劳力的前程显然是辉煌灿烂的。用不了几年，买房置地，过上富裕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面对这些弱者，这些旧社会靠打长工、讨吃要饭长大、没有任何积蓄的穷苦人，陈永贵的心里多了一份酸痛，多了一份同情。梁便良家境贫寒，8岁就给人放羊，12岁当小长工，他个子矮，赶驴送粪够不着卸驴，就从路边搬块石头站上去，用头顶住驴往下卸，就这还经常挨东家的打骂。贾承联也是个命苦人，9岁时，父亲下煤窑死了，母亲只好卖掉他的姐姐和最小的弟弟，带着他们兄弟三个靠讨饭度日。陈永贵自幼孤苦伶仃，是善良的稳周婆婆给予了他无私的爱，是大寨的穷苦乡亲不时关济养育了他。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想到自己的身世，再看看这些求助的穷苦人，陈永贵暗下决心，在贾进才互助组之外，由他牵头再成立一个互助组。
几天后，当梁便良他们又找上门来时，陈永贵明确表态：“咱们都是贫苦人，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地。”① 此时，贾进才组也派人找过陈永贵，但陈永贵推了，尽管此前他曾答应过加入他们的组。
陈永贵的决定，让穷哥儿们既感到心情振奋，又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话陈永贵就太吃亏了。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当时，陈永贵的妻子也感到自己家是强劳力，和那些老汉娃娃们在一起吃亏，所以有意见。陈永贵对老婆说：“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②
就这样，陈永贵退出了贾进才的变工组，另立炉灶，把尚未成年的6个娃娃和年过半百的4个老汉组织起来，成立了9户人家的互助组。这几个孩子，年龄最大的是梁便良，18岁；4个老汉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陈永贵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强劳力。
大寨于是树立起了两面互助合作旗帜：一面是贾进才领导的由变工组发展而成的互助组，有20多户，其中14户在劳力、牲畜、土地、农具以及种田技术上均占优势；另一面就是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他们的生产实力稍逊一筹，但热情高涨。
是时已进入1947年初春，春耕生产就要拉开序幕。村里有人见陈永贵那个组尽是老弱妇孺，说他们是“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这叫荞面浆糊—不沾！可有好戏看哩”！陈永贵也听到了这些议论，但他明白他们这样一个老老小小组成的互助组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冲天的干劲。他对组里的人说：“搞生产不完全取决于劳力强弱和农具好坏，关键是要团结、勤快、互相帮助。我们这个互助组看起来老的老、小的小，但是，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患难之中，陈永贵的这句话实在抓心，犹如电流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田，无形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那些老人和孩子空前团结，谁都怕自己落后了，谁都不愿拖累陈永贵，谁都怕给自己的互助组抹黑，并暗暗和贾进才组展开了竞赛。
春耕大忙还没有开始，陈永贵互助组早已笨鸟先飞，担圈粪、挑炕土，开始积肥，等到人们大举行动时，他们已经送出多半的粪，地也整好不少了。为了在上工时叫上组里的人，他们发明了一种扔石头叫人的办法：上工不能喊，只能往街门上或院子里扔石头，组员们一听到石头响，便以军事化的行动穿好衣服，扛起工具往地里跑。
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早上，他还没起来，老老少少就已经全部下地了，从村里往狼窝掌挑粪，跑六个来回天还不亮。陈永贵随即给大家规定了一条：早上走的时候叫他一声。据贾承联回忆：
有一次，我们有意不叫他，想让他多睡会儿。到他出工上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一到地，可把我训了个够：“怎么不叫我一声，是成心不叫我挣分？”我说，你该挣多少就挣多少嘛！老陈更生气了：“你们担了五回粪，我才担了一回，叫我怎么挣分？”我说：“你晚上开会也能挣！”老陈更生气了：“谁规定开会挣分的？”那一次我挨了骂，可是到评分时，他自己却提出，他那天早上的分不能挣。①
这些孩子们因为有陈永贵掌舵，干起活来不比成年人差多少。陈永贵不仅将春天的种植、秋天的收割、冬天的整地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劳动中还特别关爱这些长身体的孩子。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跌跌撞撞往前走。陈永贵边走边教育他们，叫他们别装多了，别干猛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这样，每个人每次可以少跑些路，既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又可以在接担时说说话，增加了劳动的乐趣。秋天收获，掰在地头的玉茭穗，需要人力一担一担地往回挑。陈永贵的箩筐里玉茭穗堆成了两座小山，足有八九十公斤，而贾承联、贾承玉俩小孩抬三十多公斤的担子，他却不允许，说：“你们还小，努着了该咋？”
几十年后，贾承联对这段历史仍充满眷恋地回忆道：
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会事先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给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几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太多把身体压坏。①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当时，大寨的互助组在分配上实行“死分活评”，即“分票制”，就是以组制作分票，面额有1分、2分、5分、10分，由组长加盖手章，然后依据组内各户土地等用工多少，将预计总分数以分票发给各户。每天收工后，按当天劳动进行评议，由户主将相应工分票发给干活人。分票发放后，一般是每季结算一次，然后由记工员统一收回，经过组长审查，再发给个人继续使用。组内设记工员一人，负责本组分票的发放和各户用工多少的清理公布等工作，到秋后以粮食总结算，每十分一斗玉米，多分者多领，欠分者付出②。陈永贵互助组在分配上也照此行事，所不同的是，陈永贵总是要压低自己的工分。作为组里唯一的壮劳力，陈永贵庄稼活干得样样漂亮，可是在评分时，才比一般劳力高出一两分，给老汉娃娃们记较高的工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孩子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对陈永贵互助组的发展，贾进才作为大寨村党小组组长打心眼里高兴，还常常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很有前途。”这两个互助组之间的劳动竞赛，形成了一股好风气，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不过，相比较而言，陈永贵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些。当年，粮食产量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增长到75公斤，平均亩产比贾进才组多出了15公斤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贾进才组都是好劳力，基本上用不着更多的互助，用陈永贵后来的话说就是他们是“春来夏散秋不见”，春天他们变变工，夏天各干各的，秋天谁也不见谁②。而陈永贵这个组由于是一群弱者，没有退路，他们深知只有精诚团结，只有互相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成功。
那时，大寨属昔阳一区管辖，区干部在综合了各地的情况后，总结出几句顺口溜式的话：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可见，大寨从那时起就在区干部中间留下了好名声。
1948年，大寨的多数农户已经组织起来，分别加入了贾进才组和陈永贵组。是年，贾进才组发展到30多户，陈永贵互助组发展到29户。到1949年，陈永贵组又创了平均亩产84.5公斤的新纪录，户数扩展到49户③。同年，他和贾进才领导的互助组都由原来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帮互助转变为长年互助组，即一类互助组④，互助合作成绩相当突出。1950年11月，他们所领导的互助组得到了昔阳县人民政府的表扬，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书“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
生产组织形式本为生产的助推器。无论何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生产的发展。大寨的两个互助组都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在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穷乡僻壤，创造了集体劳动的辉煌成果。相比之下，陈永贵互助组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做得更好，取得的劳动成果尤为骄人，既反映了陈永贵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说明了陈永贵组织才能的高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