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赓在北平与侯镜如的会面，成为他参加北平起义的关键。在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中，侯镜如与军调处中共代表周恩来见了面，想不到在这种场面与自己秘密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和“两次中共起义的老领导”见面，侯镜如一时语塞。想不到周恩来反应敏捷，首先开口：“二十年未见面了，好久好久了。”侯镜如心里很明白，周恩来这“二十年”之说，把“上次见面”的时间推到了黄埔军校的年代，从而把他在中共地下党（参加两次起义及其后在地下党工作）的五年时间，掩护了起来。侯镜如答道：“是呀，是呀，军校一别，二十春秋了。”这一问一答，周恩来保护了侯镜如，而侯镜如也希望能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在中共地下党的历史“尚未暴露”的情况。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赓见到了侯镜如。
由于陈赓的勇敢机智，不管是共产党部队，还是国民党部队的“黄埔同窗”都佩服他的军事才能。陈赓和侯镜如不仅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还一同参加过南昌起义，共同率兵打赢了会昌之战。在上海地下党并肩工作过，地下党遭到叛徒顾顺章的破坏后，两人才各奔东西。这次相遇一个是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个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突然会面，两人心中各自一惊，陈赓为了保护侯镜如，若无其事地装作“从不相识”，擦肩而过。
当时，陈赓与军调处其他人员同住北京饭店，他让人把侯镜如请到饭店的一间房中，与侯镜如秘密会了面。陈赓一见面就说：“周老师（周恩来）问你好！”侯镜如正好借此机会，告诉陈赓当年在上海他登了报寻找组织的经过，因为局势混乱，而没结果。
陈赓没有直接回答侯镜如的问题，却把话题巧妙地转到两人分手后，参加抗日战争的共同点上。
两人都没有贸然深谈，话虽不多，侯镜如为自己有机会讲出当年“登报寻人”（实为寻找党组织）一事向陈赓说出，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高兴之余，他们以“不打内战，合作建国，再会”而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
侯镜如回到在北平的家中，仔细回味了一遍他和陈赓的谈话，猛然想起陈赓和周恩来的穿着单薄，并感觉他们在穿着上“与其一方代表的身份不相配”，就派人买了几件呢子大衣，秘密地送到陈赓在北京饭店的下榻处，一并送给陈赓和其他中共代表。按侯镜如自己的说法是这叫“暗示心意”。
陈赓回去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安子文作了报告，并对侯镜如脱离组织关系的那段历史作了调查和结论，但是，因为国共内战又爆发了，……在解放前的那段日子中，陈赓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结论亲自告诉侯镜如。
1948年，侯镜如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经过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等共产党员的策反工作，在北平圆恩寺14号侯镜如的家里，地下党与第九十二军代表商定了起义事宜。
第九十二军起义与解放军协议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把傅作义的大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社调来北平，去作父亲傅作义的工作。父女之间谈起话来两军对垒，女儿对父亲说：“如果你不起义，有人起义。”经过激烈争论与思索，傅作义终于接受女儿的劝告，为保卫北平的历史文化古迹，接受和谈。
这样第九十二军取消起义计划，与傅作义部队一道接受改编。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胜利进入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侯镜如率部到南方后，又与廖运泽共商了起义大计，想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一份力量，但他思想有顾虑，曾一度滞留香港。后来，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分别给他发电报，对他的工作和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欢迎他回到祖国内地共商国是。经周恩来批准，由中央社会部为其办好回内地手续。
1952年7月1日，侯镜如和廖运泽从香港回到北京。陈赓去看望老同学，热情地握着侯镜如的手说：“欢迎你回北京。你不要有顾虑，组织上早已对你做了结论，你不是叛党，是脱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咱们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起干事业。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嘛。”
回到家，侯镜如对儿子侯伯文感慨道：“15年河东，15年河西，我虽然并非叛党退党，但却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兄弟呀。”
陈赓为了打消侯镜如的顾虑，还陪同他一起到监狱去看望关押的国民党战犯，给那些昔日的黄埔同窗做工作。
侯镜如在陈赓等的鼓励下，积极工作，作为著名的爱国将领、爱国人士，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后又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周恩来一贯对统战工作十分重视，1958年11月16日晚，周恩来和陈赓、萧劲光夫妇等一起应约到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唐生明家一起吃饭。席间，他们谈了许多往事，由此，陈赓理解了周恩来的意图。
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原因，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但是，周恩来从来没有灰心过，他对陈赓说：“急是没用的，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陈赓对此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1959年12月4日，人民政府特赦了10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战争罪犯。他们是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王耀武、陈长捷、邱行湘、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卢浚泉。这年年末，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以后，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6人被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当农民，特赦后从抚顺战犯管理所来京的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当园丁；其他四人离开北京：曾扩情去沈阳，陈长捷去上海，卢浚泉去昆明，邱行湘去南京。
1960年4月，陈赓从广州疗养回京，听说杜聿明等6人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生产劳动，改恶从善，分到旧宫大队果木队后，还学会了培植果树的技术。他们还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群众反映还好，因在群众中没有公开他们的身份，有的群众还以为他们是下放锻炼的干部。有关方面知道这些人都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提出请陈赓出面约他们聚谈一次，以便于今后开展统战工作。陈赓高兴地答应了。
4月7日中午，陈赓走进民族饭店宴会厅的时候，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徐冰已经来了。他俩一起仔细看了宴会的菜单，谈论一阵行将到来的6位客人的情况：他们先后都曾进过黄埔军校，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都是陈赓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杜聿明还和陈赓同队，宋希濂又是陈赓湖南湘乡小同乡；王耀武是黄埔第三期，郑庭笈是黄埔第五期毕业；而自称是“黄埔小老弟”的杨伯涛毕业于第七期，那时陈赓早已离开黄埔军校。他们同是出自黄埔军校，自然有同学的情谊。
这时，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王耀武、郑庭笈、杨伯涛等6位黄埔同窗，一同来到民族饭店宴会厅。见到6位同窗，陈赓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
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让6位黄埔同窗感慨万千。
陈赓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从黄埔军校到大革命时期是团结在一起的，由于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把我们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此后大家各走各的路，以致‘兄弟阋墙’，打了几十年仗。打来打去现在终于又合到一块来了，这是很难得的。过去的事就不谈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应该团结走到底，好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事情，永远不再分开了。”说完，举杯同大家碰杯，一饮而尽。
陈赓这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使这几位经过曲折道路走向新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深受感动，大家不禁缅怀往事，思绪万千。
此刻，情绪最激动的是杜聿明。他和陈赓同在黄埔第一期学习，又同在第三队。杜聿明早年思想一度倾向进步，他们朝夕相处，交往较多。以后分道扬镳，杜聿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因此，这次重逢，杜聿明和陈赓握手的时候，喜悦、羞愧和感激的心情，顿时交织在一起，他只激动地说了一句：“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今天又和你团聚了。”
这时，陈赓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早死，大革命时期是由他领导，还会不会国共分裂，以至进行长期的内战呢？”
大家畅谈往事，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宋希濂说：“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国共两党的分裂最后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孙中山先生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全心全意想把中国搞好，可能会和共产党合作下去，至少不至于搞到打内战。蒋介石的本质是反革命的，个人权力欲望高于一切，私心极重，所以国共很快就分裂了。而蒋介石的失败，也正在这方面。”
对此，陈赓没有谈他个人的看法，而是亲切地询问他们在红星公社学习和劳动的情况，征求他们有什么意见需要提出，有什么困难问题需要解决。客人们争相谈论各自的经历，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到他们被俘后在各个拘留所的学习生活，一直谈到特赦获释后的感想。
杨伯涛此刻想起淮海战场的对垒。他在过去没有见过陈赓，但是在战场上曾经多次领教。在淮海战役这最后一次对垒中，这位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少将军长，开始就在浍河一线被陈赓部队的铁拳揍得头破血流，经过20多天的较量以后，在第十二兵团全军覆没之际，终于和这个兵团的中将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一同举起手来投降。经过共产党10来年的教育，他的政治立场已有了不少的转变。
可惜原先驻守洛阳的蒋军青年军第二○六师少将师长邱行湘，这时已经回到江苏溧阳老家去了，未能参与这次叙谈。邱行湘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这个被士兵叫作“邱老虎”的国民党将军，是在洛阳战役中经过激战终于被陈赓部队所俘虏的，也是这次特赦获释10名战犯中陈赓在战场上首先见过面的。邱行湘此刻如在这里，可能感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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