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爸爸！”小女儿知进跑来，跪在凳子上看爸爸练字：“爸，你还练字呀？”
　　“字不练就写不好。你们学校有写字课吗？”
　　“有。我最不喜欢写毛笔字。”
　　“来，我教你。”陈赓又抽出一张白纸，边写边说：“我小时候是从描红模子开始学写字的，先画描，再临仿，你要一步一步学。”
　　陈赓在纸上写了“毛泽东时代的少年最幸福，努力学，听老师话。知进”几个字交给了女儿。
　　“唉。”女儿脆声答应。
　　“等爸爸身体好了，带你到哈尔滨，看看哈军工的叔叔阿姨怎么学习。”
　　女儿认真地说：“爸，我不跟你去，你不会扎小辫。”
　　“我给你梳娃娃头。”他说着，爱抚着女儿松软的头发，替女儿挽挽棉衣袖。
　　陈赓就这一个女儿，知进又聪明活泼，陈赓自然倍加喜爱。也许他想让女儿从小爱军习武，培养个花木兰。有一次，陈赓把女儿带到大连去看军事演习，早晨起床发现女儿的长头发乱七八糟，急得他笨手笨脚不知该怎样把女儿的小辫扎上，随行的秘书是个小年轻，两个大男子汉急得手足无措。陈赓急中生智找来服务员，赶快给女儿扎上小辫，才算领出门去。回到北京，陈赓一进家门把女儿交给傅涯就提出建议：“快让人给女儿剪个娃娃头吧！”结果从此女儿从小到大头发再也没有长过肩去。
　　陈赓经过医生治疗和他自己坚持静养锻炼，心脏病算是稳定了，未再发展。
　　陈赓不想在家休息了，他开始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工作，态度极其恳切地说：“我的病已好了，让我出去上班吧，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享受，老让我这样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的。”经全面检查，医生认为陈赓的病情比以前稍好一点，于是就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他每天上半天班，再观察一段病情看看。
　　陈赓一听医生松口，高兴地回答医生：“太好了，只要允许我上班，我一定遵守医嘱。”
　　话虽是这么说，可陈赓一旦工作起来，医生的话就仅供参考了。他是一个工作狂，不管自己大病初愈，工作起来没有节制。那年头，真是忙啊！搞尖端武器的研制，问题太多，担子太重，往往一件事还没有做完，另一些事又等着他去处理了。
　　聂荣臻深知此情，他说：“国防科委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比国家科委的任务还繁重，问题比较多。”聂荣臻很担心陈赓身体，他和陈赓谈了，让万毅过来办公，减轻陈赓的负担。聂荣臻还告诉国防科委的人：“陈赓的身体不好，应该给予照顾。”
　　可陈赓对工作满腔热情，见重担子就挑，见困难就上，干起工作来，就把自己的病放在了脑后。1959年3月，陈赓仅参加国防科研方面的会就有5次之多。其中，3月12日至14日，每天一个会，内容也很费研究，有关派往苏联留学生的计划问题；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海军装备技术协定问题；还有五院研制导弹的有关问题。一个接一个的会，许多问题都让他来拍板定案，这对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说，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开完会，3月26日他又乘火车去上海，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结束后，4月12日，陈赓陪同聂荣臻到达南京，在南京视察了雷达厂和天文台，又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4月15日，才回到北京，前后共20天。就是一个健康人，这样一连串的活动也够紧张劳累了。
　　5月3日，聂荣臻奉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指示，召集罗瑞卿、刘晓、黄克诚、陈赓、赵尔陆、宋任穷、张劲夫、韩光、李强、罗舜初、王诤、万毅、安东等座谈加强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是接受苏联援助的国防尖端技术的保密问题。
　　5月9日，陈赓就国防部五院的建设与发展，给黄克诚总参谋长写了一份报告，全文如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以来，由于缺乏经验，该院各级机构的编制，一直没有固定下来，现经过两年的摸索，并参照苏联专家所提的研究部门的组编意见，经五院党委反复研究，拟出了该院的编制方案。我们研究后认为：
　　一、可原则批准该院所提的编制方案，将来如有不合适之处，视情况再作调整。
　　二、编制中生产人员（技术干部、工人）和非生产人员（行政干部、政治干部、公勤人员）的比例虽为4∶1，但仍需本着行政机构要尽量小、行政人员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具体安排，切实注意干部质量并合理配备。
　　三、行政机构的人员，应随着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而逐步充实。
　　四、目前对于器材、保卫保密和总院技术部门应予以适当加强。
　　五、保卫保密工作是一个统一体，为加强这一工作，该院各级保密检查处应合并到各级保卫部。
　　六、分院的技术部要精干，具体研究设计工作由专业设计部负责。
　　七、科学情报研究所下设的处，统改称室，不设政治处，而改称协理员办公室。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致
　　敬礼
　　陈赓
　　1959年5月9日
　　黄克诚看到这份报告考虑得周到细致，5月12日，他即批示：“同意陈赓同志的意见。”
　　钱学森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于我的工作，陈赓同志总是大力支持。当我感到当五院院长，行政事务太多，请求免去我的院长职务时，陈赓同志深表理解。他甚至向聂老总表示，愿意降格到五院来工作，以解脱我的行政事务。对此，我是非常感谢的。当然，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没让他来。但陈赓同志这种一心为党的事业，不计较个人级别待遇的品德对我的教育至深。”
　　陈赓在工作中虚心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尊重和信任科学家，善于和他们共事，在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初创时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4日，陈赓的心脏再也经不住劳累了，第二次心肌梗塞发作，入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病情好转。7月21日，经医生同意，陈赓出院在家休养。
　　病成这样，陈赓也不能静下心来养病，他还是心系着中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他不相信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总是不在乎地说：“过去枪林弹雨都没把我打死，这点小病又能怎么样。”可是，他的胸口常常疼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
　　从1959年春夏开始，苏联方面对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态度有了变化。这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从这时起，对部分项目苏联单方面终止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许多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都拖延不给。一些专家顾问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采取措施，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在病中的陈赓面对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心情非常焦急。同年12月29日，他抱病给军委聂荣臻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摘要如下：
　　目前全国技术力量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科学院在搞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一机部四局、第四设计院、北航等单位也在设计导弹，再加上超音速歼击机的试制，等等任务，都压在工业部门身上，这就使尖端技术和工业水平的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究竟以哪一项为重点，必须排队。因此，目前迫切的问题是把遍地开花以后形成的局面，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否则，将对发展科学不利。
　　学习与独创的问题，五院党委的提法是正确的。目前要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整顿作风，防止和反对浮夸。对待科学，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学习和独创，均应如此。浮夸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遇到困难，必倒向另一面：泄气、自馁。现在是，提倡实事求是，既反对浮夸，也要防止自馁。
　　对于协调全国技术力量问题，现已十分迫切。我同意五院的看法。各项尖端任务，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失去重点。这件事应作为国防科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聂总回京后，召集有关方面解决。
　　此信深得聂荣臻的赞许。
　　1960年，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8月12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退回国。由于苏联突然断绝援助，给中国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指示国防部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
　　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一些苏联专家对此也表示不满，说他们的政府不守信用。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毁约停止援助以后，国际上认为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赫鲁晓夫本人也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陈赓对苏联的毁约非常气愤，在莫斯科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关键时刻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求人莫若求己”，陈赓表示下决心豁出命来也要把导弹、原子弹搞上去。他认为这几年中国国防工业一边接受苏联的援助，一边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培养出一批自己的科技人员，还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他就不信中国人自己搞不出来。
　　此时，陈赓心脏病已非常严重了，可他对工作仍念念不忘。聂荣臻和其他老帅们询问陈赓的病情，他们多次交代让陈赓多休息，保重身体。可陈赓就是不能安心养病，他是一门心思要把国防科技工作搞上去，开足马力工作。在有他参与的国防科技的日程表上有如下记载：
　　1960年4月12日，他同贺龙、聂荣臻一起视察国防部五院211厂。
　　6月19日，陈赓在视察大众机械厂时为他们题词：“帝国主义本性不可能改变，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为此必须努力攻克尖端，大众机械厂更应努力前进，丝毫不能满足现状。”
　　6月23日，参加聂荣臻召集的会议，商谈国防工业体制调整和对待苏联援助的方针等问题。
　　6月29日，聂荣臻约罗瑞卿、陈赓、杨成武、萧华、张爱萍、宋任穷、安东等座谈国防工业体制问题。
　　10月11日，陈赓同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安东等一起听取宋任穷、刘杰关于二机部工作安排的汇报。
　　10月17日，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试制的国产首批1059型地地导弹液体发动机，在北京南苑导弹总装厂装弹，进行地面试车。
　　这次导弹发动机地面试车与导弹的仿制成功关系重大。陈赓知道后非要到现场参加不可。
　　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的，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现场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
　　傅涯把这两个电话都告诉了陈赓，劝他千万别去。傅涯说：“医生们的意见是，郊区路途远，怕你犯病，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可陈赓不听劝告，把军装一穿，叫上司机，还是坚持去了。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注意一下陈赓的身体，准备好急救药品。
　　试车现场，耸立着20多米高的火箭。聂荣臻、陈赓、张爱萍等人仰着头，仔仔细细地上下端详着这个庞大的家伙。
　　聂荣臻对火箭专家任新民说：“新民同志，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很好，连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家伙，什么时候运到北京的？”
　　陈赓笑道：“哎，聂帅，这枚火箭不能叫‘家伙’它有个代号叫1059。”
　　王诤说：“巧合，神奇的巧合！”
　　人们好奇地望着他。
　　陈赓问：“你说什么巧合？”
　　王诤答：“长征路上，我编的密码，‘1059’是个‘鹰’字。”
　　张爱萍兴奋地说：“好哇！火箭、导弹要发射，就像鲲鹏展翅，直冲云霄！”
　　聂荣臻对众人说：“咱们紧急动员起来，为‘1059’早日上天而奋斗！”
　　这天，国产首批1059型地地导弹的液体发动机，通过了90秒钟的地面试车，性能、数据完全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
　　陈赓满面笑容地回到家，一进门他就大声说：“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提心吊胆的傅涯见他安全归来，喜不自胜，高兴地说：“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啊。”
　　再仔细一瞧陈赓的脸，气色不好，一脸疲惫。
　　傅涯递给他一杯茶说：“还是别逞能了，看你，脸色苍白，累了吧，快休息吧。”
　　陈赓不相信自己的心脏病很严重，他依然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奋力拼搏，呕心沥血做工作。
　　就在这一年，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苏联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发生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防科技究竟怎样才能发展？它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陈赓的脑海中。医生让他休息，可他满脑袋都是国家大事，却常常忘了自己身患重病，不能劳累过度。
　　当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①
　　这时候陈赓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他仍在关注着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作为聂荣臻出色的得力助手，他是中国“两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努力开创科技强军，科教强军的新局面。他在抱病思考和领会毛泽东的意图，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研制步伐。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行为，从反面激发了中国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强意志，更加促进了中国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

第六部分：决战岂止在疆场

1924年至1926年陈赓入黄埔军校学习并留校工作，从那时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然而，那段短暂的历史却给陈赓留下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黄埔军校的“老资格”陈赓的名字还为国民党军队黄埔系将领所熟悉、所敬佩，他那传奇的战斗故事在黄埔军人中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