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主持湖北军区工作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军区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与李先念等一起，组织领导军区各级党委和人武部门，开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加强民兵建设。

　　由于湖北省委、湖北军区领导重视，至1950年8月，全省民兵发展到219569人。民兵在清匪反霸、减租生产、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土地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4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民兵共作战687次，毙俘敌匪1026人，缴机枪16挺，小炮5门，长短枪1267枝，子弹9万余发。

　　但是，这时的湖北民兵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领导机构不健全，各种制度不健全，民兵工作陷于自流状态；民兵组织不纯，一些地区的民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作风不够好、脱离群众的现象；全省各地区的民兵发展不平衡；有的领导对民兵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在全区内加强民兵工作重要性的教育。他指出，民兵现在担负巩固胜利果实、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不仅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的支柱，而且将来是整个国家的动员基础，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因而民兵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民兵工作必须成为军区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不愿做或轻视民兵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他说：“基干武装、民兵武装与公安武装三者缺一不可。他们的具体任务虽有不同，但是同样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工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这三种武装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给予同样重视，进行整理建设。”① 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把民兵工作提高到国防建设的战略高度来抓。通过教育，全区各级都主动地把民兵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这对湖北军区人民武装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建立健全民兵工作的各级领导机构。针对民兵组织领导不健全的问题，结合湖北省民兵建设的实际情况，1950年5月28日，王树声主持制定了《湖北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对湖北民兵组织建设做出了统一规定，使湖北民兵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了加强对民兵建设工作的领导，6月14日，他提出“抽调干部，建立民兵工作的领导机构，每区设正副职两个干部专做民兵工作”。据此，9月中旬，湖北军区成立了人民武装处，设组织、宣传、训练3个科；各军分区设人民武装科；县设民兵支队部；区设民兵大队部。10月后，各级人民武装机构相继建立，人武干部陆续配齐。到1951年3月，全省各军分区建立人民武装科9个，县支队部71个，区大队部391个，配备人武干部991人。为了进一步加强民兵工作的领导，使民兵工作制度化，1951年4月24日，王树声、李先念等组织湖北军区制定签发了《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及编制问题》。5月，按照规定的编制，湖北军区、各军分区、县、区分别在人民武装处（科）、县支队部、区大队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军区、军分区、县、区武装部。到1951年底，全省配备县区人武干部2350人。与此同时，他多次与湖北省委、军区党委研究如何加强县、区、村各级党组织对民兵的政治领导以及如何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加强基层民兵组织建设。决定以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公安局长兼副部长，区委书记兼人民武装部教导员、区青年委员会书记兼副教导员、公安助理员兼副部长，村支部书记兼民兵队指导员、共青团支部书记兼副指导员、治安员兼副队长。这样既加强了各级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又便于各部门就民兵建设问题的协调与配合。至1953年底，全区成立75个县武装部，784个区武装部，配备干部2905人。

　　在组织领导加强人民武装部建设的同时，王树声还组织领导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建设。人民武装委员会是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武装工作机构。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和湖北军区的实际，1950年10月22日，湖北省委、湖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县区临时人民武装委员会的指示》，规定县武委会由7至9人组成，区武委会由5至7人组成，县（区）委书记为主任，县（区）长和专管民兵工作的负责干部为副主任，农协、青年委员会的负责干部为副主任或委员。1952年11月，湖北省人民武装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委第二书记刘子厚任主任委员，王树声任副主任委员。1952年12月，湖北省委、湖北军区做出决定，各地委、县委、区委及地方支部均须吸收有关部门主要干部组成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同级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委员由同级武装部门负责人担任。根据决定，地区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于1952年底成立，县、区、乡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于1953年3月成立。

　　在抓好民兵领导机构的同时，王树声还下力抓好基层民兵组织的建设。民兵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不脱离生产的劳动群众组织。为了搞好民兵组织建设，他要求各级要很好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选拔民兵时要实行民选委任制与民兵代表会议制相结合的制度。由于王树声的组织领导，湖北军区的民兵领导机构至1952年底基本健全，为湖北民兵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第三，整顿纯洁民兵组织。整顿民兵组织是确保民兵组织落实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人民武装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湖北解放初期，有些地方脱离群众运动的基础，以行政命令和包办代替的手段发展民兵组织，登门造册，适龄登记，强迫摊派，造成了民兵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为此，王树声对全省民兵进行组织整顿。整顿的内容主要包括宣传教育、出入转队、改选干部、登记核对、总结工作、建立健全活动制度等。在纯洁民兵组织方面，王树声领导各级采取了以下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进行重点整顿。针对某些军分区民兵中存在“三怕”（怕“变天”、怕误生产、怕当兵）思想和组织、作风不纯的情况，王树声在1950年9月湖北军区整风大会上要求“对现有之民兵，应进行审查与整顿。整顿审查的重点应放在乡级民兵干部。整顿中应以教育为主，清洗为辅。应采取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的方法，从开展群众性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去进行。应结合农民翻身斗争，从斗争的考验中来审查整理。”① 之后，他组织领导对全省民兵进行了“三查”（查成分历史、查思想、查工作作风），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教育，引导民兵以民主方式订公约、纪律、计划和民兵条件，改造落后，团结进步，淘汰不能改造者及阶级异己分子，并以民主方式对不符合民兵条件的人员进行清洗。

　　二是对民兵组织进行验收。为了保证整顿后民兵组织的纯洁，王树声组织了对全省民兵组织整顿后的验收工作，并制定了严格的验收标准，主要包括：民兵组织中没有地主、富农、兵痞、流氓、敌伪排以上军官、伪政府乡保以上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等；班以上干部一律经民选、领导审查委任；组织要统一，乡队部下设分队，分队下设班，已建基干队者，设基干班和基干分队，动员女民兵退出民兵加入妇女会；乡党团支部要掌握民兵，武器要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建立初一、十五民兵日制度，进行民兵会议、教育等活动。对验收中不符合标准的民兵组织限期进行整改。

　　三是合理进行民兵编组。王树声根据民兵既是民又是兵的特点，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应急任务”的原则，使之与生产、行政组织相适应。根据这一原则，按照《湖北省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在各区编组了民兵大队，大队长由区武委会主任兼，教导员由区委书记兼；乡（镇）编民兵中队，中队长由乡（镇）武委会主任兼；村编民兵分队和班，正副分队长和正副班长分别由民主选举产生。5至15人编为1个班，2至5个班编为1个分队，2至5个分队编为1个中队。中队以下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分别编组。基干民兵1个村编1个班，1个乡约100人，1个区约300人。

　　四是结合群众运动进行整顿。王树声注意抓住进行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时机，并结合秋征、减租等工作复查整顿民兵基层组织。在组织领导审查、整顿、发展民兵组织时，坚持“民兵建设的总方向与总任务，是要把广大的青壮年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给以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进行清匪肃特，镇压反动，维持社会治安，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从建立国家动员基础，进而逐渐地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方针，他要求“民兵的建立应采取有步骤的有计划的慎重的态度。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为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其组织成分必须保持阶级的纯洁性。要想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结合农民翻身运动，吸收雇、贫、中农成分、政治上清白的，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优秀青年参加，而不能孤立地去进行。”① 据此，他领导各级在整顿民兵组织中依靠群众，依靠党、团员，有重点地审查了民兵干部和骨干，对问题较大的民兵组织采取正面教育、清除不纯分子的整顿方法；对组织严重不纯，领导权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的，则集体解散，依靠贫雇农重新组建。通过整顿，全省清除不纯分子4万多人。

　　五是在整顿中慎重地发展民兵组织。为了保证民兵质量，王树声主张按照“循序渐进，巩固发展，重点训练，积极提高，由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民兵，并规定参加民兵的条件是“历史清白，政治纯洁；积极参加生产的贫雇中农，不要二流子；经过政治考验在阶级斗争中表现意志坚决的。”② 还结合湖北的实际规定了组织民兵的原则：结合土改发展民兵，采取召开村、区、县代表会议，通过选举的方式进行；民兵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在贫雇农、农会、青年团的手里，防止匪、特、霸打入内部篡夺领导权；作风正派，不能脱离群众，在群众中树立当民兵光荣的思想，使人敬爱。他还要求各级吸收大批党团员、复员军人和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参加民兵。由于方针明确，措施得力，各地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展民兵组织，使全省民兵数量由1950年12月的26万人，发展到1952年9月的104.2667万人，其中基干民兵76415人，占民兵总数的7.3%。

　　第四，加强民兵建设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民兵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党对民兵工作绝对领导，坚持民兵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民兵战斗力的有力保证。为解决湖北民兵作风不够好，脱离群众的现象，王树声一直把民兵政治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他说：“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民兵同样需要坚强的政治工作。”“如果民兵中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如果不把这样庞大的民兵队伍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与掌握之下，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武装，那么，势必发生乱子，坏大事情，这是非常危险的。”③ 他认为要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训练成为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高度纪律性的人民武装，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建设过程，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坚毅精神，克服困难，逐步地进行民兵政治工作建设。为此，他根据民兵群众性、分散性又带军事性的特点，创造性地开展民兵政治工作。

　　王树声注意把对民兵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各项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1952年前，湖北的中心工作是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和抗美援朝，民兵的政治教育也是围绕这些工作展开。结合清匪反霸，加强阶级教育，进行忆苦思甜，开展新旧社会及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对比，提高民兵的阶级觉悟，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结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控诉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罪行，回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动员民兵带头参军参战；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教育。通过两种政权的对比，号召保卫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结合各种工作，开展立功、创先活动，激发民兵斗志。从1950年至1952年6月，全军区涌现出民兵模范单位343个，模范个人19614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53年后，对民兵进行了热爱中国共产党，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王树声注重加强对民兵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他要求各级抓好民兵的日常思想教育，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平时的训练和执勤等各项工作中；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加强战前动员，开展立功受奖等活动，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采取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诚帮人的方法，加强后进民兵的思想转化工作。为加强民兵教育，指导民兵建设，1950年12月，王树声组织湖北军区主办了《民兵工作通讯》，并亲自为该刊题写了刊名并题词：

　　出刊《民兵工作通讯》是建设民兵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研究民兵建设怎样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具体道路，并及时加以总结，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民兵工作通讯》就会在整个民兵建设工作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王树声主张在民兵工作中，采取“争优创先”树典型的工作方法。各种形式的创先活动是民兵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为此，王树声特别重视把民兵政治工作与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发展生产等运动结合起来，开展“立功创模”、“评功记好”活动，大大激发了广大民兵“争先创优”的积极性。通过“争先创优”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民兵，在湖北军区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英模代表193人中，就有9名民兵代表。为了加强民兵工作，1951年5月，湖北军区召开第一届民兵会议，给31个模范单位发了奖旗，为83名民兵英雄、模范颁发了奖状。王树声为大会题词勉励英模：“英雄的民兵，模范的民兵，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不断地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成为人民翻身利益的有力的保卫者，这是无上的光荣，希望继续不懈的努力，以保持光荣，发扬光荣！”为了鼓励民兵“创先”，1952年结合八一建军节，王树声组织全省民兵普遍举行了以评模为主要内容大检阅，共评出了32个模范分队、54个模范中队、184个模范小队、13个模范基干队，　一、二、三等模范约2万人。

　　王树声特别强调加强民兵的干部工作。他要求各级加强对民兵干部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使其能领导民兵完成各项任务。为培养民兵干部，王树声组织湖北军区和各军分区成立了专门的干部训练机构，并配备了得力干部。他注意抓骨干，重视骨干的训练，认为“骨干要强，民兵要靠得住”，通过骨干再训练民兵，并规定训练任务主要由县、区两级负责。为培养骨干，1950年，他领导全省军分区、县、区，结合当地情况，开办了干部训练班，组织民兵积极分子集训，培训民兵基层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2453人。1951年，王树声领导湖北军区和各分区举办人武干部训练队，分期分批进行民兵干部训练，训练内容从忆苦教育、新旧社会对比入手，提高对建设民兵武装的重要性教育，结合土改复查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全年训练区以上干部837人。1952年，为适应人民武装建设的需要，王树声组织湖北军区党委研究确定要普遍对民兵基层干部加以训练，全省对乡正副队长、部分分队长，进行了政策纪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民兵建设方针政策、民兵业务等教育和训练。至1953年6月湖北省共培训民兵基层干部3.9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民兵的发展。

　　第五，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民兵的军事训练是民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民兵军事素质，增强民兵战斗力的重要手段。针对民兵训练工作不健全，流于形式的情况，结合民兵和平时期担负的“维护地方治安，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1951年10月，王树声决定对全区民兵进行较正规的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民兵业务、手中武器的保管与使用、对付空降特务和空投细菌、治安常识等。考虑到农村分散的情况并从节约财力出发，王树声提出了民兵训练应本着“不违农时，不误生产”的原则，多采取分散方式。至1954年统计，全省共训练民兵141万余人。

　　第六，建立基干民兵，打下普遍民兵制的基础。基干民兵是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是执行战备执勤和作战任务的“拳头”。平时，他们是保卫生产、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战时，是兵员动员的坚实基础和配合部队作战的有力助手。王树声说：“民兵基干团是民兵中的一部分，是执行三大任务① 的骨干力量，也是对民兵进行军事、政治、文化、训练的重点，并按人数发给一部分枪支，使他们更能有效地担负起保卫生产建设、巩固农村治安、保卫祖国的任务。”② 为适应普遍民兵制向义务兵役制过渡的要求，王树声下力抓了基干民兵建设。他组织各级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要是将合乎条件的人员，经过宣传教育，动员自愿报名参加，发动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然后组织起来。他还组织军区人武部门，按每县人口多少、工作基础强弱等情况，逐渐建立民兵基干武装，并将重点首先放在土改与土地复查区。他还要求基干民兵的条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要求一样，以备以后实行义务兵役制。1952年3月，湖北军区开始了以县为单位，建立民兵基干团的工作。5月，首先组织基干连进行试点，摸索经验，9月在浠水建立了第一个基干团，共1978人，配备各种枪635枝。然后向各地推广，由小到大，稳步前进。至1953年底，湖北军区共建立民兵基干团16个，基干营72个，基干连534个，基干排1400个，基干民兵31万人，民兵总数达192.8万人。

　　在王树声与李先念的领导下，湖北军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52年底，民兵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纯洁了组织、改变了作风、发展了数量、培养了骨干，为湖北省实行普遍民兵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湖北省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实行普遍民兵制，民兵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至1953年底，全省民兵发展到156.6万多人，民兵基干队员达31万多人，基层干部5.18余万人，总计达192.8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同时民兵的政治质量也加强了，民兵中有党员2.13万多人，团员15.57万多人，党团员占民兵总数的9％。至1954年底，全省民兵发展到400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在保卫社会治安和保卫生产、发展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过渡到义务兵役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几年中，在王树声等的领导下，湖北民兵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湖北省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剿匪反霸中，全省民兵利用人熟、地熟、匪情熟的有利条件，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或单独作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52年，单独或配合部队剿匪作战7496次，参战人数96353人，毙、伤敌人4523人，俘敌7405人，瓦解敌237人，缴获枪支29300余枝，轻重机枪176挺，各种炮326门，刀矛69046把，子弹515358发，炮弹9865发，手榴弹9506枚，火药5096.5公斤，为保卫土地改革，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剿匪斗争中涌现出了32个模范乡队，54个模范中队，61个模范分队，13个模范基干队，民兵特等及一、二、三等模范19614名，剿匪英雄1人，民兵英雄1人，立大功的1人。

　　在参加生产、保卫生产、互助合作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等生产运动中，民兵也发挥了积极模范作用。几年中，民兵把保卫治安与保护生产，保卫生产与发展生产的利益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活动，取得了群众拥护，改善了民兵与家庭的关系，密切了民兵与群众的联系，并在生产运动中巩固了民兵组织，提高了民兵觉悟，改变了民兵的作风，加强了民兵法纪观念。民兵在生产、抢险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2年3月，王树声作为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率领10万大军和17万民兵参加荆江分洪工程，为农田水利建设做出了贡献。1954年在抗洪救灾中50万民兵参战，经3个月奋战，战胜特大洪水，保卫了武汉，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王树声对湖北民兵建设多年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