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3月15日，诞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今新阳乡）黄猫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左纪权，字孽麟，号叔仁。

　　1912年—1922年读私塾和中学。在醴陵中学期间参加进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同学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1923年12月，离开醴陵经上海赴广州，在大本营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学兵，改名左权。

　　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被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委会委员。

　　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主持入党仪式。10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9月，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30年6月，奉命秘密回国。9月，赴福建龙岩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12月，任闽西新十二军军长。

　　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4月，指挥红十五军参加福建龙岩、南靖、天宝线决战，攻占漳州城。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6月，因王明等人造谣中伤，被降职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官，在党内受到“留党察看8个月”的错误处分。　　

　　1933年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作战参谋。12月，经毛泽东等建议，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935年1至3月，参与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遵义。接着又参加指挥红一军团四渡赤水河，抢占娄山关，二攻遵义城等战斗。10月，率部到达陕西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1936年2至4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率部东渡黄河，进抵山西霍县、临汾、侯马等战略要地。5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率部回师西征陕甘宁边境。

　　1937年，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中国工农抗日红军在三原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副参谋长。9至10月，随朱德总司令由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与指挥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等战斗。11月，参与在山西石拐镇召开的军事战略会议，研究部署开辟五台、晋西北、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8年，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二营在安泽县阻击日军的进攻。4月16日，与朱德、彭德怀在义门村指挥长乐战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12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1939年4月16日，在潞城县与刘志兰结婚。7月，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直属队强渡漳河，粉碎日军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奉中央军委命令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3月，指挥八路军第二纵队在太南山区展开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8月至10月，与彭德怀在武乡指挥百团大战。

　　1941年11月，直接指挥总部特务团在黄崖洞展开保卫战。

　　1942年5月22日，布置总部司、政、后转移路线。24日，指挥部队阻击尾随之敌，掩护总部机关干部和群众突围。25日，在辽县十字岭东山坡指挥总部直属队向北艾铺方向奋勇突围之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殉国。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此后他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左权随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协助指挥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吕梁、五台、太行山根据地，奠定了华北敌后抗日基础。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临汾地区向晋东南挺进途中与西犯日军遭遇，左权亲率总部特务团仅两个连200余人的兵力在府城阻敌，与数千余日军激战四昼夜，掩护了总部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4月初，日军108师团3万余众，妄图摧毁八路军太行山抗日腹地。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研究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并赴前线指挥。长乐村一战，取得粉碎日伪军“九路”围攻，歼灭日军108师团2200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枝，收复和顺、榆次等18座县城的巨大胜利，扩大了晋东南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战役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精心制定“百团大战”战役计划。左权不仅谋划整个战役的组织、参谋工作，而且还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在华北2500公里的战线上，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4万余人，拔掉日伪据点2993个。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这次伤心的失败称为“挖心战”，并将每年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

　　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按照左权的指示，顽强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黄崖洞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1942年5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再次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空前严峻。我主力部队当时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面对重兵压境的日伪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

　　鉴于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24日，日军合围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和左权迅速指挥总部与直属队向东转移。由于后勤部门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致使数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一线，25日，遭到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包围，敌人以“纵横合击”战术逐渐缩小包围，情况十分紧急。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三路突围：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面突围；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角冲出重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

　　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大队人马突围。他的身体这时已虚弱得很厉害，但仍然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左权用嘶哑的声音激励着队伍：“同志们，不要慌。我们要胜利，就得一齐冲。只要冲过前面一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敌人缩紧了对十字岭的包围圈，日军的炮火对准东山坡上的突围人群猛轰，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投弹，天上、地下火网连成一片。左权站在一块高地上组织部队突围，大家见副总参谋长就在身边指挥，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也就加快了。太阳偏西时，总部机关终于跳出日军的合围圈，当队伍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接着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这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时年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