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我应邀到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胡耀邦同志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我们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2006年3月21日，是我父亲陈丕显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曰。曾庆红同志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深切怀念陈丕显同志》的文章。曾庆红同志指出，丕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学习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情操，学习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一心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可贵品格。

　　聆听曾庆红同志的重要讲话，学习曾庆红同志的重要文章，我深受教育，也深受感动。耀邦伯伯和我父亲都是我党历史上有名的“红小鬼”，他们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年轻者，是中国亿万革命青年大军中的领跑者。他们身上，凝聚着所有“红小鬼”父辈们的优良品质。他们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缅怀和学习。

　　读文思人，触景生情。近一个时期以来，通过不断重温曾庆红同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我回忆起了很多往事、很多父辈人物。我想起了耀邦伯伯与我父亲两位“红小鬼”父辈长达半个世纪的紧密交往，以及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战斗情谊：想起了耀邦伯伯的恩重如山，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处于逆境中的我父亲及我们全家的关心和救助，特别是他对我多达四五十次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想起了我熟知的陈毅、谭震林、曾山、粟裕、叶飞、黄知真、钟期光及原上海市委老领导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许许多多父辈革命家，以及他们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诸多往事。我想起了巴金、周信芳、贺绿汀等父亲的老朋友，他们曾经与我父亲一起挨揪挨斗、受苦受难。我也想起了我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段特殊岁月……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崇敬的父辈们也都相继逝去，而我对这一切，仍然记忆犹新。

　　从建国后到“文革”爆发前，我父亲先后任过苏南区党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全家生活的城市从无锡转到了上海。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尽管父母要求一直很严格，不许我们搞特殊化，但客观上仍属于“暖房里的花朵”，生活条件优越，未经大风大浪的磨练。记得我在上海读小学时，学校在华山路803号，而我家当时住在华山路922号，上学只需走上六七分钟的路程。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二三年级，我始终一帆风顺，真可谓不知愁为何物，遑论人间疾苦。但是，随着“文革”风暴扑面而来，父母被揪斗游街、“隔离审查”，我被从居住环境优越的康平路165号市委书记大院里“轰”出来，失去生活费来源……我，一下子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在“文革”之初的数年间，我从备受歧视的“黑帮子女”变成了“清理阶级运动”中的“反动学生”，进了“牛棚”接受劳动改造，整天埋头拉车送水、打扫男女厕所，由人变成了“牛”。在随后更猛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再次成为张春桥、王洪文一伙重点整治的对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抓进了监狱，与杀人犯、盗窃犯、交通肇事犯、投机倒把犯等各种各样嫌疑犯关在一起。熬过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活后，我又被押送到湖南汉寿县军垦农场劳动改造……有的人经过生活的磨难，往往棱角磨钝了，变得世故圆滑，而我在与“四人帮”的交锋中，棱角越磨越锐，昔日养尊处优的“大少爷”习气也荡然无存。十年“文革”岁月中，是一身正气、不屈不挠的英雄父辈们用他们的一言一行教育了我，是“人间地狱”般的这段特殊经历锤炼了我。命途多舛与生活重压，培养了我不怕困苦、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塑造了我不怕压、不服输的倔强个性，使我强健了筋骨，磨练了毅力，增长了才干。我想，这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的一笔特殊而宝贵的财富，让我自拔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大舞台上忘我工作了几十年，为实现耀邦伯伯当年倡导的“中兴伟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