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7日，王树声的次子降生。为了纪念荆楚大地回到人民的怀抱，王树声给儿子起名“楚还”。5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湖北军区司令员，由于政治委员李先念（湖北省委书记）的主要精力用于抓地方工作，军区工作的担子便落在了王树声的身上。他无暇照顾产后的妻子，带着中年得子的喜悦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这时，湖北军区的任务很繁重，除清匪肃特、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协助地方建立基层政权、组织进行土地改革外，还面临着部队精简整编、加强正规化建设等工作。王树声从大别山剿匪前线回到武昌后，在抓好军区全面工作的同时，下大力抓好全省的清匪肃特工作，以便为湖北的全面建设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1950年4月，湖北全省除鄂西地区① 仍有股匪活动外，其他地区的股匪已被消灭，只有少数顽匪活动在省、县、区交界的偏僻地区。由于鄂西地区与湘、黔、川、陕诸省交界，多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而邻近省份的土匪亦不时窜扰，大股土匪仍然猖獗。盘踞在竹溪、保康地区的股匪主要有“川陕鄂游击纵队”柯愈珊部、新编湖北保安第十七旅温而理部；兴山、房县、巴东边缘地区有匪湖北保安第十八旅夏俊卿部、“川鄂人民自卫军”宋大香部以及兴山匪首张华堂部；龙山、来凤、酉阳地区有“川湘人民反共救国军”瞿波平部。

　　为了迅速消弭匪患，5月中旬王树声与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决定，全区部队在前期清剿的基础上转入边缘区联合会剿，鄂西地区以消灭股匪为主，其他地区则清剿残匪。

　　根据王树声的指示，5月初，位于鄂西北九道梁地区的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在四川巫山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越界剿匪，将窜于川鄂边境的“川鄂人民自卫军”击溃，先后迫使匪总司令宋大香、参谋长吴顺旺、纵队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鄂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又先后向巫溪、兴山、巴东等地搜剿，迫匪“江北游击队”司令谭英甫、大队长贾澈贵投降。该区部队还组织飞行小组先后从四川、陕西等地捕回匪湖北保安第十八旅旅长夏俊卿、政治主任宋秉彝、团长何正元等多名重要匪首。至6月底鄂西北地区的主要匪首被大部捕获。

　　为了清剿边缘地区的土匪，恩施军分区把6、7月定为“剿匪突击月”，先后在鹤峰、来凤、利川、宣恩、咸丰等县边缘地区组成9个指挥部（所），以90%的部队投入剿匪。为了加强鄂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军区将独立第一师第一团调至恩施军分区与独立第八团组成南线剿匪部队，进剿瞿波平股匪。第一、第八两团首先在龙山招头寨打乱了瞿匪之指挥机构，歼灭匪第四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彭镇南以下70余人，继之以一部兵力控制要点路隘，防匪乘隙窜扰，另以一部兵力反复清剿，先后将匪第九纵队副司令覃介民和支队长张晓南捕获，击毙匪大队长姚绍茂，给南线股匪以严重打击。同时，该区西线部队亦将利川、石硅（属四川）交界地区之匪百余人全部歼灭。匪“鄂西南游击先遣第三支队”支队长在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20余人投降。恩施军分区两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38次，歼匪2224人，缴获轻重机枪10挺，长短枪800余枝。

　　与此同时，沔阳军分区组成了3个联防会剿指挥部，积极与友邻部队展开清剿，捕获匪130余人，迫匪130多人投降。大冶、黄冈、荆州、孝感等军分区也先后组织边缘会剿指挥部，共歼匪800余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派遣特务潜回大陆，勾结残匪，发展特务组织，建立“地下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湖北全区残匪一度活跃。其中，原在大别山的匪首周醒民被蒋介石任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先后搜集散潜匪特组织了5个大队近百人，该地区的“经门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也在匪特操纵下，蒙骗发展会众2万余人。

　　这时土匪的活动基本是依靠边缘区、偏僻区和人民政府工作薄弱的地区进行袭扰。除鄂西边缘地区还有较大股匪外，一般边缘区土匪多采取小型精干的武装，昼伏夜出，时聚时散，用欺骗利诱和杀害等手段控制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人民政府，甚至有的被土匪利用；在军事清剿压力大时，多以化装活动，插枪隐蔽，实行“人枪分家”，清剿压力放松时，又持枪进行骚扰和破坏，有的跑到城市及外省长期隐蔽，进行破坏并待机再起；他们还组织反动会道门，散布谣言，煽惑群众，有机可乘时，则操纵和利用群众，制造暴乱。封建地主土匪武装逐渐特务化，在政治上更加狡猾反动，破坏性和危害性更大。

　　根据匪情变化，王树声要求全区部队实行工作队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清匪。

　　7月7日，王树声就清匪肃特做出具体部署：恩施全部、宜昌西部、郧阳南部加强重点进剿和驻剿，两者结合进行，剿匪部队与工作队有机配合，求得基本消灭股匪，部分地区肃清散匪，克服单纯的“保境安民”观点，积极主动地消灭外省侵扰之匪；一般边缘区结合部，应加强工作队化，进一步发动群众，运用群众力量配合地方公安部门，在群众中广泛建立情报网、谍报组，做好打入匪特内部工作，加强飞行小组与工作队联系，提高飞行小组的机动灵活性，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予以捕捉和消灭，达到肃清散匪、残匪，捉尽匪首；中心区主要是结合公安武装，组织群众民兵，周密地调查潜伏匪特，捉尽大小匪首，收尽匪枪，巩固群众优势。

　　7月，恩施军分区部队虽给匪以严重打击，但由于该区与川、湘两省毗连，地形复杂，边缘区会剿尚未组成，以致股匪仍能骑墙跳跃，乘隙流窜。8月，该军分区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开展了“剿匪荣誉竞赛月”，确定以歼灭南线股匪为主，重新组织了巴（东）建（始）恩（施）指挥部和宜（恩）鹤（峰）龙（山）指挥部，以1/3的兵力工作队化，组织内线清剿；以2/3的兵力由点到面，内外结合，展开对土匪的全面进剿。8月中旬，来凤县大队在王卯屋基地区歼灭了瞿波平匪部第六纵队第二支队张让生部70余人。9月，第一团在龙山西南的安抚司、小坳地区反复搜剿，结合政治瓦解，先后争取匪支队长向成先以下300余人投降。

　　至此，包括上半年全省又歼匪8600余人，除鄂西南地区尚有“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瞿波平、陈士等主要股匪4000余人外，其他地区股匪基本被歼灭。

　　在剿匪部队的严厉打击下，8月后匪特活动不得不变换新手法：一是派人打入剿匪部队、农会、村政权、民兵等组织，长期埋伏，替土匪密送情报，取得联系，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拖枪逃跑，或煽动暴乱与组织叛乱；有的以金钱、美女收买革命队伍的腐化堕落分子，为其利用；有的利用解放军的军人家属，要夫索子或造谣生事，动摇军心。二是基本上依靠边缘区、偏僻区和人民政权工作薄弱的地方，此剿彼窜，骑墙跳跃，隐蔽活动，保存力量，发展势力。三是采用精干武装，进行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采取“三组三人三地方”（分成情报收集、实施行动、转移三个组，每组三个人，分头活动）的活动方式，即使被发觉，也不易一网打尽。四是控制群众，威胁与暗杀群众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五是利用封建迷信组织反动会道门，散布谣言，制造暴乱。六是抢劫物资，破坏交通。

　　根据匪特情况及上述活动特点，王树声适时地提出了清匪肃特的方法与对策：“进一步深入工作队化，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军区基干武装与公安武装、民兵武装三者密切结合；统一领导，整顿内部；展开以隐蔽对隐蔽的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并在每一个中心工作运动中，贯彻消灭少数股匪进入到肃清散匪与抉剔潜藏匪特的任务，以此实现以高级的军事战、政治战与群众战，结合更高级捕捉破案的技术斗争的方针，从根本上肃清匪特及其再起的社会根源。”①

　　1950年下半年后，剿匪部队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主要表现在：过高估计剿匪肃特成绩，对匪特的新变化、阴谋诡计、社会基础估计不足；对群众迫切要求清匪肃特反霸的热忱了解不够；满足于过去的剿匪清匪与肃特的经验，对匪特的新情况和上级指示了解与研究不够。因此，某些干部提出要下山，想收兵，或者对匪特情况变化多，形势发展快，感到“没办法”，产生“怕麻烦”的思想，对肃清匪特信心不大。

　　针对上述情况，王树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要求加强清匪肃特中的思想领导。他说：“没有很好的思想领导，就不会产生很好的行动实践。这就是要使我们部队充分认识新的匪特情况及其活动特点，认识匪特的活动已从军事斗争为主转为政治斗争为主，已从公开的斗争为主转为隐蔽的斗争为主，虽然残存土匪已接近肃清阶段，但斗争并不缓和，反而进入更加复杂、紧张、尖锐与深入的新阶段；新阶段的清匪肃特斗争是更复杂的阶级斗争，也是我们准备进行土地改革而敌人要破坏土地改革的斗争。”① 他要求从领导到广大战士对此都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要求剿匪部队坚定胜利信心，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及固执老一套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两个工作中心的问题（地方强调以地方工作为主，部队强调以清匪工作为中心），王树声向湖北省委建议成立各级“清匪肃特委员会”。他说：“加强清匪肃特中的一元化领导，是很好执行新的清匪肃特方针与任务的关键。清匪肃特越进入复杂、尖锐的新阶段，斗争就越全面，一元化领导就越加重要。如果我们不加强一元化领导，各搞一套，互不帮助，显得无力，敌人就有空子可钻。”②他强调：“在地方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军队方面在各种工作上要贯彻清匪肃特为主，地方农村工作、公安工作、民兵工作均应强调清匪肃特内容。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专门负责清匪肃特的部门应取得密切联系，协同动作。”③ 根据王树声的建议，湖北省委和湖北军区于9月12日联合发出加强清匪肃特工作的指示，决定在省、区、县、乡各级成立“清匪肃特委员会”。委员会以党委为核心领导，由军队指挥机关和地方的保卫机关、民兵机关、地方党委调查研究机关、公安机关等主要负责人组成，属同级党委领导的“办公权力机关”，对当地清匪肃特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王树声任“省清匪肃特委员会”主任。

　　由于省、县边缘结合部，一般工作薄弱，易受土匪窜扰，很容易形成三不管。为此，王树声组织成立了各级清匪工作委员会作为统一指挥机构。要求这些地区在工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县、区之间的联防，规定联系制度。所有军分区之间、县与县之间，要有很周密的布置，统一指挥，吸收公安部门参加，有重点有对象地组织会剿、清剿；为搞好与外省的联合会剿，边缘地区应主动与邻省区联系，越界清剿匪特，主动供给邻省区情报，或向邻省区交换情报，协同动作。

　　针对散、潜匪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情况，王树声特别强调加强对隐蔽土匪的斗争。他提出了“对敌公开与半公开的组织如会门等应是打入内部，了解情况，提早破案，避免损失；对敌秘密组织如特务机关等，应是长期埋伏，以求一网打尽”的方针，并规定了具体方法和措施：

　　一是利用降俘匪特，经过教育，打入匪特内部，给予他们任务，让其立功赎罪；二是利用匪特家属及与匪特有关的人员瓦解匪特；三是建立广泛的情报网，做到村村都有情报点，每村至少找10个可靠的农会会员或青年团员作为情报员，或利用可靠的复员人员，建立关系，给予任务，并利用妇女做匪特及其家属的工作。在新区与边缘区，发动全体干部通过亲朋好友等各种关系建立情报关系，交由公安部门和工作队或飞行组领导使用。对已建立群众优势之地区，给予积极分子以简单的任务，在农会中建立密报箱，对密报要详细研究，不受欺骗；四是训练可靠的民兵与农会会员打入匪特内部；五是在工作队中要建立情报小组与侦察小组，根据需要，化装成各种身份，做好侦察工作；六是加强部队与群众的清匪肃特教育，提高部队与群众的警惕性与识别特务的能力，加强内部审查工作，以堵塞与发现内奸活动。

　　王树声非常注意并及时纠正清匪肃特中发生的偏差，教育各级干部不能因怕清肃对象跑掉，或因工作水平低及不破案不过瘾而表现出斗争上的急性病，过早抓人破案，以审讯代替政策，掌握不住时机；不能随便运用反侦察手段，不能乱抓人，地方上要经县委批准，军队要经县大队或团一级批准；不能随便捕人，捕人权一般属于公安机关，除现行犯外，如要捕人，必须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在清匪肃特中，王树声强调采取工作组、公安组、飞行便衣战斗组与民兵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法。因为匪特多在边缘区潜伏与活动，以大的兵力解决不了问题。为此，他要求各级多组织小型精干的工作组、公安组、飞行便衣战斗组与民兵相结合，通过工作组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开小会查情况，问苦主、找对象、密报检举；以公安组进行侦察破案等技术工作；以飞行小组化装成各种社会身份，跟踪捕捉，穷追到底；利用民兵土生土长、人熟地熟的特点，由其带路进行搜捕。

　　根据王树声的指示，恩施军分区集中11个营的兵力，配合川湘友邻部队，10月份共作战17次，歼匪达735名；黄冈、孝感军分区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打击，消灭了“鄂豫皖剿总”第二支队副团长张玉华、新起土匪王秀清等。两区10月份共歼匪888人，缴获小炮两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8挺，各种枪支847枝，子弹66792发，炮弹205发，炸弹1141枚及一批其他军用物资。

　　1950年11月，湖北境内尚有潜散匪特3000余人。这些匪特在某些边缘区仍以小股出没，在内地则转入隐蔽活动。这些残匪虽为数不多，但分散地区广泛，且大部是漏网的骨干分子，危害较大。同时，全区发现封建反动会道门及“地下军”组织达420多种，各地不断发生暴乱、抢粮、暗杀、纵火、投毒等案件。为此，王树声组织军区组成了8900余人的工作队，分散各地清剿。11月，恩施军分区歼匪1200人，黄冈军分区破获“反共救国军铁血青年团”，沔阳军分区破获“武装反共游击队”、“龙虎风云会”，宜昌军分区捕获中统特务少将处长徐亚东、湖北绥靖师少将处长柯柱等匪首16人。12月，孝感军分区破获“豫鄂皖赣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师、五师及“反共自治委员会”，俘第五师、第八师师长马玉峰、祝幼民等60余人。11至12月份，全区歼匪2600余人。

　　1951年1月，湖北军区全面展开扩充新兵、部队集中整训、组织土改等工作。土匪、特务、恶霸和反动地主乘机蠢蠢欲动，于是，湖北地区出现了某些股匪复起的情况。对此，1月31日、2月2日，王树声又对清匪肃特工作做了明确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提高警惕，在思想上戒除骄傲自满情绪，加强敌情观念；在工作安排上不能因其他工作繁重而忽视清匪工作。

　　为了加强清匪治安工作，1951年4月，王树声、李先念做出组成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的决定。随后，全区成立了近800人的专职便衣工作队。王树声对专职便衣工作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明确规定其任务是：消灭有形的股匪；远道捕捉潜匪和外区的知名匪首；搜剿本区潜散匪首匪众；镇压匪特及反动会道门的暴乱与骚动；协助公安机关侦察破案，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与特务组织等；协助公安机关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乡村人民民主专政；经常注意调查收集匪、特、霸的活动情况与社会情况；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深入农村，参加群众运动，进行反霸、减租、土改、生产、救灾等工作；如发现新起股匪与大的暴乱时，在当地部队积极支援下，予以捕歼之。王树声非常重视清匪便衣工作队内部的政治工作，督促各级对其经常轮番整训，以轮训方法检查与总结工作，施以政治、政策、纪律与技术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政策水平与斗争技术。同时加强清匪便衣工作队公安化，结合公安部门和民兵武装三位一体地做好清匪工作。

　　为了捕捉匪首，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北到哈尔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南到中越边境之睦南关（今友谊关）、湖南、江西等地，东到上海、浙江、安徽等地，西到成都、重庆、万县等地，在省外捕获匪首达257人。除飞行捕捉逃匪外，分布在各地的便衣队还破获“地下军”及封建会道门组织110余起。

　　为了尽快肃清省、县交界等边缘区匪特，1951年5月7日王树声与李先念联合发出命令，以京山、钟祥、洪山、随县、应城5个县组成洪山清匪指挥部；蒲圻、崇阳、嘉鱼边结合部组成蒲崇嘉清匪指挥部；荆门、南漳、远安组成荆南远清匪指挥部；随北、应（山）北、礼（山）北组成随北清匪指挥部。之后，黄冈军分区为配合皖西军分区进剿，以毛岭区及桐山、五儿山为中心建立了英（山）罗（田）麻（城）与蕲（春）黄（梅）广（济）两个清匪集团。各清匪联合指挥部建立后，采取飞行捕捉、侦察破案、发动群众搜山围剿等手段，先后捕捉了熊启民、陈正安、廖异华等匪首，基本上消除了上述边缘区的土匪。

　　1950年11月至1951年10月，由于王树声、李先念及各级党委重视对清匪工作的领导，全区普遍建立了清匪治安委员会与清匪便衣工作队，因而在剔除潜匪、侦捕逃匪、搜剿边缘区股匪及协助公安部门侦察破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区共捕歼匪特10081人，其中有罪大恶极的匪首1049人。

　　王树声在组织领导湖北军区清匪肃特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彻底剿灭湖北匪特，建设新湖北做出了不朽的功绩。湖北军区自1949年6月至1952年12月，共歼匪特6.4万余人，彻底肃清了湖北地区的匪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