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致电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指出：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6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由于抗大大门敞开，外地学生如潮水般涌来。到1938年12月，第四期结业、第五期开学时，抗大师生员工共达1万人。顺带说一句，此处第几期结业、第几期开学，只是时间上一个大致上的划分。学校实际上是处于流动状态。按罗瑞卿在1939年5月1日所作《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所说，抗大有很大流动性，“随时组织队伍，随时也在解散队伍，随时有学生入校，随时也有学生出校；随时在开学，随时亦在毕业。”

　　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逐渐停止在正面战场的进攻而把其主要兵力转向敌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也日益加剧。他们不仅停止了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供应，而且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陕甘宁边区又遭受严重的旱灾，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北门外广场召开的抗大干部大会上专门讲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抗大有1万人，陕公有3000人，青训班有2000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2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毛泽东接着分析了当时延安面临的物质困难以及对待这些困难的办法。对此，罗瑞卿在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时回忆道：

　　在延安时，何应钦不发大洋，“委员长”也不发大洋了，怎么办？毛主席在抗大演讲，提出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是饿死；第二是解散，不发大洋，没有津贴么；第三个办法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手拿锄头是可以开荒的，这个叫自力更生。

　　抗大全体同志立即起而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1939年2月9日，抗大召开全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罗瑞卿代表抗大生产委员会作生产动员报告，要求把生产运动列入教育计划，统一安排时间，做到“不劳动者不得食”。要求全体教职学员每人开荒两至三亩，共开垦1万余亩荒地，生产粮食6600担，生产单、棉衣各5000套；每人生产若干双鞋袜和绑腿，做到自给，全校肉菜亦由学校自己解决。在生产期间，全校取消炊事员。各单位由学员轮流做饭，将全校炊事员集中到延安城外十里铺开办“抗大衣庄”。在生产方面除农业的开荒种地外，还要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厂，并自制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用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开荒，首先要解决工具——锄头的问题。打锄头，要有铁。要打上万把锄头的铁，延安一时还解决不了。于是向晋西北、晋察冀根据地求援，很快，铁陆续运到延安。抗大人才济济，几位曾当过打铁匠的师傅一教，到处都可听到丁丁当当的打铁声。时间不长，学校便给每位学员发了一把锄头，同学们都将其称为战胜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武器。

　　4月间，在抗大开荒逐渐形成高潮。

　　4月20日，在罗瑞卿等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全校教职学员男女老少都扛起镢头向荒山秃岭进军。有的大队干脆就在山上安营扎寨。4月25日，全校基本完成开荒任务，荒山很快便披上绿装。

　　开荒任务基本完成后，罗瑞卿在抗大召开了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并邀请毛泽东出席讲话。毛泽东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是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抗大此次开荒成绩巨大。但在秋收时，抗大总校已离开延安。抗大所开两万多亩荒地共收获粮食100余万斤，基本解决了留在延安的抗大三分校当年的口粮。

　　1938年底，中共中央号召抗日根据地的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工作进行一次大检查，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为此，抗大在进行大生产的同时，交错地进行了工作大检查。1939年1月13日，抗大成立了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欧阳毅、李志民、李逸民、谢翰文、周文龙、蒋耀德等9人组成的抗大检查工作委员会，于1月15日开始对全校工作的大检查。

　　检查工作的方针是：发扬成绩，纠正缺点，要求做到认真、切实、深入地检查工作，发扬成绩，全面估计优缺点，有功者奖，有缺点、错误的指出来，但不记账。检查的方法是由下而上，首先由每人自我检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进而检查学校的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工作、行政管理、供给卫生工作等等，直至检查校首长的领导工作。3月6日，在各级层层检查的基础上，全校召开了第一次检查总结大会。8天后，由于春耕季节已到，全校转入开荒生产。从4月6日至9日召开了第二次检查总结大会，并对成绩优良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了奖励。

　　4月5日，罗瑞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听取了这个报告并就道德教育、新老干部团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做出《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指出：“中央书记处听了罗瑞卿同志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报告以后，一致同意报告中对抗大工作的成绩、困难与缺点的估计，以及报告中所提的今后抗大的工作方针……同时，中央对于在抗大工作的同志们，从校首长至各级工作同志，深致慰勉之意，他们在抗大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1939年5月26日，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毛泽东撰写下《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发表于当日《新中华报》，指出：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罗瑞卿也发表了《纪念抗大三周年应有的认识》，他写道：

　　抗大是适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是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产物，是在极端的困苦的条件之下与难于设想的艰难状况中成立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的。三年以来，它在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并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而且获得了极其重大的成绩。经过它的培养与鼓励，创造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去到各个抗日的前线，本着时代的要求，它创立了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并掌握了最合理的教育方法与学习方法。它表现着许多优良的特点与作风，诸如教学之间的一致、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的真正解决。它特别着重于实际的锻炼与实际的教育，特别着重于培养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作风，以及广大学生在自觉的基点上一面学习，一面劳作。可以说它已经在企图开始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离现象。所有这一切世界上除苏联而外，都是任何其他学校所寻找不出来的。

　　6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抗大校部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张闻天、邓发、李富春等出席了大会。大会举行了阅兵式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都肯定了抗大的成绩和功劳，声讨了国民党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和企图妥协、投降的投降派。

　　随后，抗大全体人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和向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献旗的仪式，当晚举行了营火晚会。这一庆祝活动连续进行了4天，白天举行运动会，晚间举办晚会。同时还举办了有3000多幅图片的抗大成绩展览会。

　　抗大三年来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与罗瑞卿的领导分不开的。如前所述，“七七”事变后不久，校长林彪即赴前方。1938年3月1日，林彪路过山西隰县千家庄时，阎锡山部队士兵看到他和随行人员均穿日军大衣，骑日本马，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射击。林彪被误伤，返回延安养伤，曾到抗大小住，但并未过问抗大工作。5月2日，他曾对抗大全体教职员发表演讲。他说：“我回来以后，对于学校有许多新的感想，感觉到学校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克服困难，表现在创造性方面。”接着他列举了学校在挖窑洞以解决校舍、培训大量教员和筹措经费三个方面的成就，随后说：“今天，我们学校能够克服了许多的困难，能获得许多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全体学生的努力，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同时是由于学校的主持人罗瑞卿等同志的努力……”5月22日，林彪在全校干部会议上讲话再次指出：“张如心、苏振华、杨兰史、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诸同志，都是很好的模范，特别是主持学校全面的罗瑞卿同志，他始终有高度的责任心，有办法的，他以身作则地领导全校干部去克服一切困难。”

　　由于春天播种要到秋天才能收获，眼看春荒到来，加之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开荒生产并不能解决延安经济困难的燃眉之急，同时，国民党在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截留奔赴延安的学生，使来到延安的学员人数锐减。继1938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第一、第二分校迁往敌后之后，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翌日，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并阐述了这一决定的意义。他说：“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国民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却向着敌后挺进，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争，还可以办学校，不仅办抗大分校，还要办抗大总校，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磨擦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去，正是给他们一个回答，让那些顽固分子睡在被窝里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线，也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行，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利条件。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等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之前的整编。抗大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四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有5000余人。

　　7月10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空气十分清新，延河边杨柳依依，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一万余人在飞机场冒雨敲锣打鼓、挥舞彩旗欢送抗大东进的队伍。罗瑞卿对欢送群众简短致辞：“日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后去坚持抗战！”

　　罗瑞卿的告别辞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抗大的队伍在锣鼓声中和此起彼伏的“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出发了。

　　清晨、小雨、杨柳，从古以来，这便是送别的氛围。然而，在罗瑞卿率领的抗大队伍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惆怅，有的只是即将深入敌后去坚持抗战的豪迈和激昂。

　　几天以后，罗瑞卿率领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到达永和关后，得悉汾河涨水，不能徒涉，同时日伪正在对晋西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敌情也有变化，按原定行军路线行动已不可能，罗瑞卿乃率领部队折回黄河以西，返回延长县。

　　8月初，经请示中央，纵队分为三个梯队先后从延川、延长出发北上，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到盘堂，分批乘船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抵达晋西北根据地。纵队在兴县进行了休整，随后，即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越吕梁山，涉汾河，再翻过云中山，到达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磨庄、豆罗一带的同蒲路封锁线。

　　同蒲路两侧为敌占区，据点林立，铁路已被严密封锁。在过铁路以前，各团都进行了庄严的宣誓，决心坚决完成中共中央给予他们的光荣任务。大家表示，如遇非常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同时，对组织进行了调整，将女生队分散，每一个男生队带一个女生班，行军中要求互相帮助，保证不掉队。整个队伍分为三个梯队，分三批过路。

　　这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除由少数战斗骨干组成的、配备有步枪的小分队有较强战斗力之外，广大学员虽然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他们有的手无寸铁，有的只带了一颗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带到目的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有一二○师的两个团掩护，罗瑞卿仍然丝毫也不敢大意。

　　过路的这一夜，部队急行军150里。接近铁路时发现，敌人已有察觉，于是第一梯队改从原定地点以南10余公里处过路。学员们每人除自己的背包外，还要背6天的粮食和一些书籍。150里走下来，许多同学尤其是体弱的女生都走不动了。于是男同学便两个架一个，冲过铁路。第一梯队刚过完，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北移至原定地点过路。

　　据许多当时在抗大、陕公和鲁艺工作的、参加这次行军的老人回忆，在过铁路时，罗瑞卿就站在铁路上。

　　当时在抗大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的李志民回忆道：

　　在1939年7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罗瑞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①

　　李志民在这里回忆的是包括过同蒲路在内的多次过封锁线的情况。当时在抗大三大队任教员的徐懋庸则专门回忆了过同蒲路的情景：

　　在过铁路的时候，我们这些初次在枪声中紧张行进的人，是不免有点慌张的。但当我看到罗瑞卿校长站在铁路上，鼓励大家“快跑”前进的时候，就安心了。②

　　当时在抗大一大队当排长的平浪回忆道：

　　我带着一个女生班，那天晚上跑了180多里路，那些女同志真不简单。我们下午五六点钟出发，走到晚间十一二点钟时，大家觉得很累，就休息一下，喝点水。接着通过封锁线，不是一般的行军，开始小跑，后来就大跑。我们赶到铁路线时，快两点了，也没月亮，一点都看不清，只有铁路很长很长，两旁有人站岗，有个个子高高的人在讲话，从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是罗副校长。他说：“同志们，现在这儿就是封锁线，大家要跟上，听到打枪也不要停，两边有部队掩护，我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大胆走吧，不要掉队！”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罗副校长这么高的领导，亲自看着我们过封锁线，还向大家做宣传鼓动工作，那我们还怕什么？

　　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张铮回忆：

　　我们过铁路时，很疲劳，许多人拄着棍子。罗副校长站在铁路上对我们说：“看你们没精打采的，像个叫花子。快把棍子扔掉，大胆往前走！”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脚底下又有劲了。

　　前面我们引用了4个人的回忆，这4人分属政治部、一大队、三大队和鲁艺。他们都说过路时，罗瑞卿就站在铁路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抗大三大队的宣传股长牛克伦的回忆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通过敌人封锁线是最紧张的时刻。罗副校长本是跟着第一梯队走的，但每一个梯队过封锁线时，他都在铁路上站着，并不断嘱咐大家：“过铁路了，大家快走！快走！”直到把三个梯队都送过去。

　　这支队伍共5000余人，分成三个梯队。从这些老同志的回忆可以看出：这三个梯队过路时，罗瑞卿都曾站在铁路上。他站在那里，给大家带来了安全感；他站在那里，给大家带来了信心和勇气。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当好一个指挥员，应该怎样把这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战斗经验的知识分子，带过日伪军层层设防的封锁线。徐懋庸在回忆了过同蒲路的经历后接着说：“我从这一次取得了经验。后来当自己率领一个小队伍在夜间危险情况下行军的时候，也总是在队伍首尾之间来回走动，并加鼓励，使大家感觉到指挥员和他们在一起，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青年纵队过铁路后，又行军数十里至定襄县几个村庄休息，第二天刚出发便听到枪声，于是改道翻上系舟山。这时下起了大雨。到山顶时听到雷声在脚下回旋。空气中夹杂着一股雷击后的硫磺味。在山上走了整整一天，见不到人家，也没有吃饭。黄昏后，进入一条长长的山沟。夜黑如墨，水深没膝，大家在黑暗中趟着水摸索着前进。第二天早晨，走出山沟，从一道桥上越过滹沱河，此地已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于是在附近村子里休整，罗瑞卿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现在已经到了家了，大家把门板放好，把背包打开，把被子晒一晒，洗洗脸，洗洗脚，好好休息休息。”

　　这一天，恰好是中秋节，各单位买了鸡和羊肉，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

　　9月底，“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了东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

　　10月7日晚间，晋察冀军区在和家庄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由冀中转移到冀西，欢迎罗瑞卿、成仿吾等率领抗大、陕公师生来到晋察冀军区。会前，聂荣臻让多准备了几个菜，算是为贺龙、罗瑞卿等接风，席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都向罗瑞卿、成仿吾反映了缺干部的困难，希望能多输送一些干部给他们。聂荣臻说：“缺少干部是我们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最大困难。四面八方来向我要干部，我哪儿来那么多干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老一点的警卫员甚至是饲养员、炊事员也派去当干部，以解燃眉之急。以后孙胡子（孙毅）办了个军政学校，才算缓解了部分困难。但至今，无论军队还是地方，缺干部仍是个大问题。你们来肯定受欢迎。”贺龙、关向应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晚7时，欢迎大会开始，聂荣臻在大会上说：“罗校长、成校长带着数千名优秀的青年师生，从延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边区，和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是培养干部的英雄，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欢迎！”

　　在大会上，罗瑞卿继贺龙之后讲话，表示要同边区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

　　抗大到达晋察冀，正赶上陈庄大捷之后日军进行报复性“扫荡”。罗瑞卿率领抗大师生分散到易县山区，从这时开始，抗大经常以黑豆、土豆当粮、当菜。在晋察冀，罗瑞卿主持对前一段行军进行了检查总结，并根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研究了今后在敌后办校的方针，在学员中组织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并联系实际，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在抗大，有一支篮球队，在一二○师也有一支战斗篮球队。而贺龙同罗瑞卿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喜欢竞技性强的体育运动，而且两人都十分争强好胜。于是，抗大篮球队同战斗篮球队比赛，贺龙、罗瑞卿必定到场助威，两人并排而坐，但各为其队。每逢战斗队进了球，贺龙便得意地鼓掌；每逢抗大队进了球，罗瑞卿也立即回报以热烈的掌声。在球场上，他们谁也不讲什么谦虚。球赛到半途，贺龙发现抗大球队有几把好手，立即向罗瑞卿提出：“某某号给我吧。”罗瑞卿摇摇头：“不行，这是我们的主力。”贺龙：“你们人才多！”罗瑞卿仍然一本正经地摇摇头。但是，事后他还是将几把好手调到了一二○师。

　　1940年1月1日，抗大第五期毕业，在张家庄举行了元旦团拜，贺龙、关向应都参加了团拜。罗瑞卿讲话时首先整好队，然后说：“同志们，现在面向西，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南，向新四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东，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八路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北，向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日民主联军健儿拜年，鞠躬！”

　　罗瑞卿这一团拜致辞的方式十分新鲜和别致，使参加团拜的指战员感觉到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地域上的发展，引起了全场活跃。团拜后，总校领导即将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6个连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抗大总校余下的人员于2月10日从陈庄出发，经灵寿，13日在井陉附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南障城到达测鱼。由于发现前面有敌人，罗瑞卿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绕道山西和顺县的皋落，经辽县拐儿镇、桐峪，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蟠龙一带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约30个县，行程约3000里，通过同蒲、正太两道铁路封锁线，又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这一期学员主要是就地招收的晋、冀、豫地区土生土长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基层干部，工农出身者占86％，他们忠诚、朴素、能吃苦耐劳，但军事素质较差。针对这些情况，罗瑞卿等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境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要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进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训练，以适应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各敌后根据地就地招收学员便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封锁陕甘宁边区使抗大生源断流的图谋。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学校由沿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与此同时，抗大总校和分校却逆向东行，向敌后挺进。这一点无疑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此，罗瑞卿1940年3月25日撰写了《论建立“抗大”在敌后方的意义》，专门阐述了这一问题。他写道：

　　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我们曾以两个分校建立在敌人的后方。去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与朱彭总副司令的命令，我们把抗大总校亦随之而迁到华北来。经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斗争，才算是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抗大的主要部分已经在敌人后方建立起来了！我们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全华北的每一块抗日根据地。

　　他认为，抗大转移到敌后，大大增强了敌后抗战的力量。他说：“它之转移敌后，将吸引着广大青年站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岗位上与敌寇进行坚决斗争；它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干部，去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支柱——八路军、新四军中干部的需要。”他还认为学校和前线部队接近，将能更好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一致的问题，改进学校的工作。

　　他认为，抗大转移到敌后，将大大提高抗大的声誉，他说：“‘七七事变’以后，敌寇到处轰炸学校，摧残文化，企图毁灭我之民族精神。把抗大以及我党领导的许多学校，建立在敌人后方，乃是对敌寇的此种暴行最有力的回答。”他无比自豪地指出：“把抗大这样大规模的学校建立在敌人的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这样光辉的创举。”

　　在文章最后，他号召：“我抗大全体人员，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创造精神，在我党及朱彭总副司令的英明领导下，更加忠实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更加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