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期随即结束学业，于8月间毕业，分配到抗战的各个部队、各个部门。

　　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这一期共有学员1272人，其中红军老干部795人，占学员总数的63％。其中有：王树声、李先念、曾传六、许世友、李志民、王建安、卢冬生、洪学智、郭鹏、丁秋生、罗舜初、程世才、李天焕、詹才芳、曹祥仁、丁国钰、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李贞等。知识青年477人，占学员总数的37％。

　　8月25日，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校长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师长。他们都离开了抗大，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罗瑞卿主持。

　　抗大第三期开学以后不久，平型关大捷，接着雁门关伏击战，奇袭阳明堡，广灵伏击战，这几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加之八路军驻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办事处和设在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先后成立。于是各地的知识青年通过这些办事处以及各地党组织等各种渠道纷纷来到延安。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让出部分校舍。抗大学员猛增，校舍本来就拥挤不堪，再让出一部分，便无论如何也住不下了。解决校舍问题乃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要求抗大学生自己动手解决校舍问题，罗瑞卿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决定用挖窑洞的办法解决校舍问题。10月间，他向抗大师生做了挖窑洞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爱国的知识青年不断来到延安学习，他们都是慕名而来，要参加八路军的。我们怎么办？当然要热烈欢迎。现在最困难的是校舍不足。中央决定要抗大学生自己动手建校舍。怎么建？盖房子要砖要木料，这些都缺，唯一的办法是向陕北老乡学习，挖窑洞。怎么挖？罗瑞卿非常具体地讲了如何组织，如何施工以及对窑洞的大小的要求，共需挖长2.5丈、宽8尺、高9尺的窑洞150孔，限15天内完成。

　　随后，罗瑞卿便亲自扛着老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开到凤凰山工地。据曾参加过南昌起义，随后蹲了国民党9年监狱的李逸民回忆：

　　任务是艰巨的，为了10天（应为15天）内按时完成，中饭都在工地上吃。挖窑洞消耗体力很大，我因刚出监狱不久，身体比较弱，（组长）王建安、许世友同志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分配去烧开水和送开水……罗瑞卿同志对工程抓得很紧，每天到现场检查进度，对完成任务好的小组进行表扬，对完成任务不好的小组进行批评，并教给挖洞的方法。我们小组属于进度快的。有一天，罗瑞卿同志来到我们小组施工现场，表扬一番以后，拿起自己带来的镢头，就参加挖起土来，挖了一会儿，他又来到我身边，看我在烧开水，就问：“你是专门烧开水的吗？”我说：“是啊！因为我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身体比较弱，组长照顾我，让我专门烧开水。”罗笑了起来，并说：“你可要保证开水供应啊！”

　　毛泽东得悉抗大开始挖窑洞并取得好成绩后，很是高兴。10月23日，他致信抗大：“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沿凤凰山山坡，共挖成175孔窑洞，超额完成25个。窑洞洞口安有门窗，窗棂上糊上白纸，墙壁用石灰粉刷，光线充足。窑洞挖好后，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几乎疑惑到了大城市。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11月14日下午，罗瑞卿主持召开了抗大新校舍落成典礼。毛泽东把这次挖窑洞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并亲笔将其写成横匾。他还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果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他又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当时，动员学员参加挖窑洞，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劳动本身，对于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一课。1964年3月，罗瑞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青年战士成长的道路》一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跑到延安‘抗大’，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毛主席给‘抗大’的学生讲话说，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在十年内战时期，由于连年征战，许多红军干部无暇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他们到延安时都20多岁乃至已到而立之年。男大当婚，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延安男多女少，不成比例。未婚女同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红军尤其是四方面军中有一批女同志；二是陕北当地的一些知识青年，人数很少。三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其中包括在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这一年，有不少红军老干部结了婚。他们在恋爱时，与女方无论成与不成，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但也有个别人出了问题。1937年10月，出了轰动延安城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红军时代曾当过团政委，1937年在抗大六大队任大队长。黄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突然变卦。心胸狭窄的黄克功丧失理智而开枪打死了刘。

　　此案发生后，有一些知识青年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他们认为黄克功参加过长征，为人民立过功，主张宽宥他，把他放到前线去，让他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然而许多老干部却认为黄既然杀了人，就要偿命。罗瑞卿过去很器重黄克功，因为他出身贫苦，很能打仗，而且很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罗瑞卿尽管很为黄而惋惜，但对黄毫不姑息迁就。在一次研究此案的会议上他认真听取了不同意见后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来到“抗大”校长办公室，又反复征求罗瑞卿等的意见，然后一边抽烟，一边考虑，在屋内来回踱步达3小时，最后才下了决心，批准对黄依法执行枪决。临刑前，罗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其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服法。行刑的那一天，黄克功痛哭流涕，说自己害死一命，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希望大家不要学他的样子。

　　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1月28日，抗大举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运动大会，进行军事、政治、体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竞赛。毛泽东为大会题了词，并在闭幕式上讲话，宣布罗瑞卿为抗大副校长，主持抗大全面工作。

　　1937年和1938年之交，罗瑞卿撰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据魏传统回忆，这本书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编写的。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克服其缺乏进步的政治工作、脱离人民、官兵对立的弱点，促使其走向进步。毛泽东即将此任务交给罗瑞卿。为了让罗能集中精力写书，毛泽东让罗瑞卿住在他隔壁的窑洞里。罗瑞卿集中精力，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即完成了书稿。

　　本书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思想，比较详尽地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11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全书共20万字，分为8章，即：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

　　书稿写完，经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后，罗瑞卿又抱着厚厚一摞稿子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窑洞的门开着，他迈步进门，看到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不由得止住了脚步。他知道，毛主席工作很忙，他不忍心提出请毛来审阅书稿。他考虑了一下，轻轻地叫了一声“主席”，毛泽东回过头看到是他，还捧了一大摞手稿，便高兴地说道：“哦，大功告成了？”同时示意罗坐下。罗点点头，向毛泽东扼要汇报了书的内容并告诉他，已经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想请主席题写书名。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题写了书名。从1938年2月至8月，延安《解放》杂志分六期选载了本书的“前言”、“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和“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等章节。1938年11月，罗瑞卿又作了一次修改后，交延安的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

　　此书是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篇幅最长的、全面、详尽和系统地阐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问题的专著。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摘引和评述这本书，只引用“动员时的政治工作”这一章内的各节的标题。这一章共约1.6万字，内分动员前的准备、动员时的宣传工作、动员时的组织工作、关于被动员者的家属、到达集合地点的工作、补充部队的工作、护送的工作等7节，涉及动员群众参军中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一些新从事动员工作的干部有了这本书，将会更快地进入情况、掌握工作规律。

　　不久，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和在武汉的“汉口中国出版社”在国统区也出版了这本书。生活书店还辗转送来一些稿费。此时，罗瑞卿的姨母从南充来信反映了她生活困难的情况，罗的这位姨母同他的母亲感情很好，且早成寡妇，罗瑞卿即从稿费中抽出100元寄给了他的姨母，让她酌情分给亲属。剩下的稿费，他还给他长征时的警卫员陈德先等人买过球鞋和钢笔。

　　罗瑞卿写这本书还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存在着戒惧之心，这本书在国民党军队中未能广泛流传。尽管如此，此书由于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曾在我军广为传播，已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并在武汉召开了政工会议。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罗瑞卿、谭政、张爱萍、欧阳毅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代表赴武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陈诚做了几次报告，何应钦讲了话，周恩来也讲了话。此外，到会人每人要作5分钟讲话。每讲到“蒋委员长”，全场即起立、坐下，再讲到时，即再起立、再坐下。5分钟要搞几次这种无聊的动作。

　　罗瑞卿出席这种会，感到实在无味，便同谭政住院治病去了。巧得很，罗瑞卿住的这家医院就是1927年他被撵出去的那一家。院长还是那一个院长，罗瑞卿认识他，但他却已认不出罗瑞卿了。

　　在武汉，罗瑞卿作为武汉军校的学生曾到黄埔同学联谊会去过一次，还见过史沫特莱、电影演员陈波儿和她的丈夫阮泊生，曾向抗大捐过款的川军师长陈素农以及一些东北军的军官，同这些国际国内的友人做了联络感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