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说了一句“中央的方针是放”，他所在的西南组的同志便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别人告诉我，乔木同志在社会科学院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可以开展讨论。胡绩伟同志马上说：乔木同志说可以讨论，你概括为“放”的方针，妄图把责任推给乔木，这是诬陷乔木，简直卑鄙！

　　在代表们的批评帮助下，到了会议末期，那几位受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作了检讨。

　　4. 关于中央人事安排包括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与前3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是解决前3个问题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结果。因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就包括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对当时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和几位宣传口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就包括他们在原有岗位上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谁合适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上尤其在会议后期，代表们议论得比较多，意见也比较集中，比较一致。从发言上看，大家谈的最多的有这样几条：一是汪东兴同志应当辞去各种兼职，二是陈云同志应当担任中央副主席，三是胡乔木同志应当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另外，也有不少人谈到胡耀邦、王震同志应当进政治局。下面把谈到陈云和胡乔木的发言介绍一下。

　　第一个在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同志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他在11月28日西北组会上提了5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陈云担任副主席。他说：陈云过去是我们党的一位副主席，不少人希望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他还说：有些干部力不胜任，应允许提出辞职或免职，自己也应主动辞职。

　　以后又有许多代表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例如，李强同志在书面发言中建议陈云当副主席。他说：陈云是我党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既有白区工作经验，又有苏区工作经验；既有党的工作经验，又有经济工作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请中央考虑选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

　　黄新廷同志说：同意陈云当副主席。

　　柴树藩同志说：过去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公正。

　　刘震同志说：赞成陈云当副主席。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去年金明要我转一封信给中央，我找过纪登奎，他不管。找到陈云同志，陈云亲切地对我说：不光是金明的问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组部部长，我在适当时机要向华主席报告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非常负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很难得的。

　　韩光同志回忆了陈云在莫斯科给他们讲课的情况，还说到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看到科委的一份简报上载有每两大豆所含蛋白质数量和每人每天所需数量的材料，经自己计算，决定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发两斤大豆，保证了这批干部的起码营养。

　　杜义德同志说：延安时期，王明要求把中央迁到武汉（王明时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设在武汉——笔者注），毛主席不同意，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投了毛主席一票。陈漫远同志也说：延安时期中央开会，与王明路线斗争，陈云同志当时有病，躺在担架上去投了毛主席一票。

　　对这件事，陈云同志在12月10日发言中特别提了一下，对不准确的地方作了纠正。他说：当时没有用担架抬。那时他曾劝博古，应当让王明回延安，博说王明对于延安发电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不满意，说延安的书记不比国统区的书记多。（长江局委员中同时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笔者注）他把博的话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以后再发电，〔落款〕就改用毛洛康陈（即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他们是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成员——笔者注）。这件事，陈云同志后来在我提任他秘书期间，对我也说过。他说：毛主席听到王明那个话后，再给武汉发电，抬头仍是陈周博凯（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落款改为毛洛康陈，不再用书记处的名义。延安整风时，博古否认他曾向我讲过这个话。周总理找他谈话，要他说实话，他又承认了。总理说：“那你要向陈云同志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