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少同志对《红旗》杂志不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了意见。

　　杨西光同志说：《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有人指责我们意在砍旗，是怀疑论、不可知论。据说，有人在信访会议上说，现在报纸拿着毛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

　　邓颖超同志说：《红旗》杂志至今没刊登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群众在王府井已贴了大字报。

　　宋时轮同志说：《红旗》杂志要旗帜鲜明，有什么意见拿出来嘛！

　　秦基伟同志说：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就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的前两天，还有一些代表谈到这个问题。

　　陈鹤桥同志说：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杂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陈漫远同志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说：不要有顾虑，希望你讲清楚问题，有人说是砍旗，这是否与“两个凡是”有关，是否想用来打人，掩盖自己的错误？

　　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是在11月25日全体会议之后。它几乎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每个组都谈，每个代表都谈，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其中原因，分析起来有两个：一是华国锋同志在这次讲话中仍然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前面说了，乔木同志为此还发了个言，提出这个问题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希望华国锋主席最后能讲一下；二是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发言，不仅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而且指责批评他们的人意在“砍旗”，结果犯了众怒。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现在一些书中已有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只简单讲讲几位同志的发言。

　　吕正操同志说：我们需要理论家，但需要有实践或尊重实践的理论家，对那些鼓唇摇舌、翻云覆雨的我们不欢迎。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是最好的说明。吕还面对面批评那位负责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办副主任，质问他：你说吴庆彤不实事求是，（吴在一次发言中讲，“四人帮”在起草总理悼词时搞鬼——笔者注）为什么不在会上讲，却要搞个书面材料经华国锋主席圈阅发下来，这是党内正常生活吗？听说个别人发言还要送审，既然要画圈，算什么畅所欲言？你要实事求是，就应揭发康生。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你肉麻地吹捧康生，抬高自己，无端打击乔木。吕建议把那位中办副主任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印发到会同志，让大家看看他是否真的实事求是。

　　朱穆之同志说：“两个凡是”的社论没经过宣传口。对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没尽到责任，自己没讨论过，却提出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以致闹得全国上下和国际上议论纷纷。

　　12月3日那天，中南组的召集人段君毅提出后面的会怎么开的问题，说有的组转入了讨论经济问题，有的组转了又转回来。大家表示，还是先议理论问题。随后，王国权同志说：《红旗》不表态，《中国青年》（指《中国青年》1978年第1期，其中有天安门事件时的诗抄——笔者注）发下去又收回来，这一连串的事使大家很担心。王还在会上念了一封他写给中央的信，信上说：得知在总理逝世周年时，有人压制宣传规格，责难报刊，这是为什么？联系“两个凡是”出笼，真理标准讨论风波，有人批评《解放军报》关于全军政工会议的报道标题（标题中使用了“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的话——笔者注），感到这是关系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要求中央解决。有人错了，要公开检讨。读完信后，他说愿者签名，结果那个组有24个人签了名。

　　同一天，在华东组会上，吕正操同志也发言说：看到别组的简报，感到我们组的议题转早了。然后，他批评了宣传口几位负责同志发言中的错误。其他代表，如张香山、萧望东、江渭清、廖汉生等也纷纷发言，对那几位同志提出批评。李丰平同志还针对宣传口一位同志的发言说：这个发言影射攻击乔木。我认为乔木同志说“真理标准本来是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是政治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