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少代表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分管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陈漫远同志说：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典型是黑典型，实际上长期不给干部分配工作。

　　王必成同志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李强同志说：要人家不要大兴土木，而中央却在那里大兴土木。下面处理，中央不处理行吗？

　　黄新廷同志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同志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

　　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铁托常常一个人上街。

　　张爱萍同志说：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有批评自我批评。

　　李人林同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批评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查，有的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后来，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四位政治局委员的辞职请求，决定免除和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在那次全会大会上的发言，专门讲了一大段话。这篇发言已收入他的文选，他说：

　　我同意他们提出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①

　　陈云同志这段话讲得很全面、很客观、很公正，是对我们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存在的教训的深刻总结，为我们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

　　3.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

　　对这个问题，第一阶段中讲的人不多，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时，一般也是和“两个凡是”问题、《红旗》杂志不表态问题联系在一起说的。

　　例如，当说到“两个凡是”的社论时，耿飚同志插话：我当时是奉命发表，我是反对“两个凡是”的。

　　后来，耿飚同志在发言中又提到这件事，说：对这篇社论我不负责，我是奉命发表，我看后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粉碎。这话反映到中央，说我发了牢骚。我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也不和我商量。这时，金明同志插话：“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耿飚同志接着说：我赞成这话。领袖每天要讲多少话，如果每句都要正确，那就太苛刻了。同时，耿在发言中也表示，有些问题不能打破沙锅问到底，开车速度太快转弯要翻车。他批评《人民日报》刊登斯大林在庆祝列宁50寿辰会上的发言（此文在《斯大林选集》中有，主要意思是赞扬列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精神——笔者注），说这有诱导作用。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一辈感情不一样，一诱导，可能走向反面。宋承志同志也说：《人民日报》“批邓”时调子越唱越高，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和中央精神一致起来。今天回头看，他们能够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注意另一种倾向，的确是很有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