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也是会上谈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会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这就变成了现实问题。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发言中提出，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交中组部，这实际上已经不是讲历史问题，而是讲现实问题了。

　　从发言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

　　早在11月12日，吕正操同志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他这个话是从唐人崔郊的诗句“一入侯门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转化来的——笔者注）。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说：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李人林同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万里同志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同志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儿。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同志说：纪登奎同志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业科学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大学四年没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写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前，他还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同志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纪登奎同志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同志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

　　邓颖超同志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同志说：检查太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廖承志同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和陈老总的逆流，但却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说：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的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同志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