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庭三同志说：经康生、谢富治批准，1968年将北京市公安局打成冯〔基平〕、邢〔相生〕反革命集团，10个局长被定反革命，6个被法办，975个干部被关押，90个死亡。

　　张鼎丞同志说：谢富治曾说毛主席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讲过砸烂公检法，但毛主席在1968年对我说，砸烂公检法是谢第一次提出来的，可见毛主席没讲过。由于谢的支持，我被监禁，原最高检察院15名司局长以上干部，11名被隔离，30％的干部被抄家审查。1967年开批斗陈毅大会，谢挑动一派反另一派，总理对谢说：“把陈毅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当？”谢不理。总理说：“我把这口气吞下去了。”

　　金如柏同志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有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搞“抢救运动”，在解放区土改时搞“查三代”，在华北搞“搬石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伙同江青整老干部。

　　马文瑞同志说：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379个人，还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检验标准”。

　　萧克同志说：1942年，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主席让他转告康生，要听从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不要提出一些不科学的名词，如“化形地主”等等。

　　王首道同志说：建议中央审查康生的历史问题。

　　吴庆彤同志说：康生的悼词是张春桥、姚文元反复修改的，有两个人负责起草，治丧班子里的其他人都不能接触。

　　李葆华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对安徽省军区的人说，李大钊也是叛徒。

　　江一真同志说：建议中央成立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专案组。

　　方毅同志说：1947年，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搞得很“左”，“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宋任穷同志说：王幼平、袁血卒都是宁都暴动时的地下党员，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袁一到延安，康生就整他，“文化大革命”中又点他的名，查他的历史。

　　代表们还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表了不少意见。例如，粟裕同志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上对下，下对上批评，按党的原则在党的会议上也不行，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徐向前同志说：这十几年来，党内万马齐喑。我们要实现的应当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的团结。

　　张震同志说：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第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第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休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第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第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对彭德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过去都有过结论，为什么后来不算数了？

　　张爱萍同志说：在悼念总理的事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会上通过？他们是少数，少数应服从多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

　　会上，两位大姐也踊跃发言。邓颖超同志讲了武汉“七二○”事件的真相。康克清同志提出了为“联动”、“西纠”、“寡妇集团”平反的问题；还说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2. 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