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值得我们鉴戒，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以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的报纸不转载），而且是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一个时期常常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而是不成熟的表现。……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中、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把个人突出到党和人民之上，这不是偶然的次要的现象，需要认真分析形成的历史条件，总结教训，不好匆忙地说什么。我想指出一件事，就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口号：“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说法根本违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但提出的时候竟没有人反对。我当时听了很不满，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应当作自我批评。

　　工作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叶、邓副主席都讲到立法，包括立党规党法。……要有一定制度，中央也得受制度的限制。社会就是互相限制的组织。一个人不受任何限制，只会堕落和毁灭，相反，受合理的限制才会使人进步，使社会进步，使党和国家进步，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后来，李先念同志见到胡乔木，说看了他发言的简报，在上面批了3个字：“讲得好。”有人向邓小平也讲了胡乔木发言的内容，邓小平同志说：“把这个写进公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专门写了一段话。公报说：“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①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12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主要是讲，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在全会上作个像样的检讨，常委认为可以不再在会上检讨了。邓小平同志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包庇，也不勉强。〔汪〕东兴同志提出不当副主席，不当常委，我们从大局出发，还是不动，以后如何，到时再说。纠缠久了对工作不利。河南如果把揭发纪〔登奎〕的材料带回去传达，一年也搞不完，就不要工作了。还是多搞点粮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