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安排。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和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讲话。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都很熟悉，这篇讲话虽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它给予过高度评价，说它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已经收入《叶剑英选集》，大家也能看到。问题是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现在不大容易看到，所以在这里多说几句。这个讲话正如他自己说的，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可以说是他对胡乔木同志关于希望他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回应。他说：
同志们希望这次会议对于这个问题，能够分清是非，以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1）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就是要把毛主席和“四人帮”严格切开。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2）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3）关于召开理论务虚会的问题。我在前边讲了，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不难看出，华国锋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就“两个凡是”的问题作检讨，就是说，承认“两个凡是”的提法错了。他在讲话中还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通过。根据代表酝酿的意见，名单中政治局委员除了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外，又增加了王震；中央委员除了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外，又增加了黄克诚、黄火青。
闭幕会后，工作会议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又开了两天，分组讨论中央领导人在闭幕会上的三个讲话。胡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借华国锋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了一篇大文章，而且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公报，形成了三中全会的又一个成果。华国锋同志的那段讲话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胡乔木在第二天的分组会上发言说：
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党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以后不讲“华主席党中央”，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正常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