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和27日，邓小平同志又先后接见日本民主社会党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讲了同25日大致相同的话。这些话他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又讲，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复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如果不是这样处理问题，而是迁就一部分群众的情绪，跟着感觉走，什么事都要追究个人的责任，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那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可能有后来30年的飞速发展，甚至我们的党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都会发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革命领袖犯错误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11月27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听取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大家又反映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二月兵变”、“一月风暴”、纪登奎同志的错误、对毛主席的评价，等等。邓小平同志重申了他25日、26日、27日的讲话精神。这时，华国锋同志提出下一段会如何开的问题，他说：“12月7日原来想开全会，现在开不开？要不要开那么长？第一书记都在北京，家里的事情很多，会议不能时间太长，要尽可能压缩时间。你们人都在这里，提一大堆问题怎么办呢？”邓小平同志马上用肯定的口气说：“会议要开紧凑一些，不要开得太长。对计划，这个多少，那个多少，不要多去讨论，大体差不多就行，主要把体制、大政策定下来就行了。全会开三天就可以了。”关于“二月兵变”的问题，他说：“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关于“一月风暴”的问题，他说：“势必要解决，还是早一点讲好。”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他说：“毛主席那时身体不好，连华国锋同志也不能见到他。”在大家提出邓小平11月26日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等人谈话的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时，他强调：“对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关于对中央政治局中几位有错误的领导人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说：“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① 这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第一次对外讲政治局要加人的问题。在此之前，代表中曾有人提出增加政治局委员来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建议。在此之后，提议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当加人的就逐渐多起来了。

　　12月1日，鉴于代表们的兴奋点仍然没有离开历史遗留问题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主要还是邓小平同志讲，他讲了这样几个意思：

　　（1）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就要翘尾巴。

　　（2）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3）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4）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现在也要回避，不能追。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

　　此后，代表们开始酝酿加人的名单，纷纷表示赞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