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彭德怀骨灰安放的事，我还提过一个小建议。记得当初决定彭德怀和陶铸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都放到年底或第二年年初举行，我听说后，向胡耀邦同志进言，建议最好放在会议结束前，一来外地的老战友可以参加，二来使会议的主题更加突出。他担心悼词来不及准备，我说可以请中组部和总政治部分头准备，也有利于促进他们的结论早些定下来。他表示可以考虑。当晚，他的秘书告诉我，说耀邦同志接受了我的建议，争取追悼会在会议期间开。最终，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在八宝山举行了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而且登了报。

　　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聚会的情况。记得当时西单墙的大字报中，有的要求公布“四五”惨案的内幕，有的要求起诉阴谋的策划者，成立天安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大字报上还有不少小字批语，写着“坚决支持”、“好得很”，等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这些情况讲了一些重要意见。第二天晚上，胡乔木原打算去首都体育馆参加天安门诗歌朗诵会，刚要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来胡乔木房间，请他去谈对中央领导人讲话精神的传达问题。经胡乔木的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常委指示记录要点。胡乔木同志事后对我讲了一下大意，说里面主要是邓小平的话。我有个感觉，从那时起，华国锋同志已失去工作的主导权，中央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已经逐渐变成了邓小平同志。记录要点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应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打人凶手，要追究一些同志的责任，有的甚至追到了毛主席。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另一方面，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报纸要十分谨慎。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现在外国反应很大，香港有些报纸都在议论，你们那么多问题，应当稳当一点嘛，何必那么急，急了会出问题。……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渠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