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下午，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同志讲话。应当说那时他已经知道了陈云同志发言的内容，也知道了一些代表对陈云发言的反应和类似的意见。比如，12日，赵健民同志在东北组听了陈云发言后，接着就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大意是，我在1967年曾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向康生反映了几点看法，1968年1月，康生在接见云南群众组织的大会上把我的看法作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并说凭他四十年革命的经验，可以肯定我是个叛徒，还说我执行了云南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计划。谢富治按照康生的眼色，当场宣布对我实行“监护”。结果，因为我的问题迫害致死了许多人。那天，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等同志在华北组，吕正操等同志在华东组，都讲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希望中央表态。13日上午，萧克、马文瑞等同志在华东组发言，明确表示，陈云同志发言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这些发言都及时出了简报，但华国锋视若无睹，仍照他的既定方针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会上，纪登奎还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作了说明。这时，邓小平尚未回国。

　　会后分组讨论中，大多数人没有按照华国锋说的办，而是自发地围绕陈云同志提出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又相继提出一些新的重大问题，如“二月逆流”的问题，武汉“七二○”、河南“七二五”、四川“产业军”的问题，杨尚昆的问题，等等。也有不少代表提出了对中央政治局个别同志的尖锐意见。从此，华国锋同志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设置的轨道，开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11月14日，邓小平同志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的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北京日报》刊登这一消息的同时，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其中说，会议认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事后听说，这个决定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胡乔木同志因为知道我对这件事很关心，所以那天一早起来，便笑着对我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我马上找来报纸，看后觉得这个决定虽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仔细推敲，还不能说是给天安门事件定了性。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通稿，内容虽然和《北京日报》上的这段话一样，但标题却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我认为这才是给事件定性的话，便问当时正在会上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这个话是怎么来的？他说是新华社编稿时，为了醒目而加上去的，没有送给上面审查。因此，我和一些同志在私下议论，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邓小平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就大家提出的意见发表了讲话。在此前后，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很可能召开过一次会议，对代表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了相应决定。

　　11月25日上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同志代表政治局讲了九个问题，其中六个是对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即天安门事件问题（他在讲话中使用了与《人民日报》标题相同的提法，直到这时，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算得到了彻底解决——笔者注）、“二月逆流”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三个是决定，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对中央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所发的文件全部撤销；康生、谢富治的民愤很大，对他们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审理；对武汉“七二○”、河南“七二五”、四川“产业军”等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一律由地方自行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我判断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起了主导作用。理由是邓小平同志于14日回国，19日，华国锋在同湖北省委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就说：“会开得好，畅所欲言。六十条（即《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比较成熟，农业决定差一点。［对后者有］三种意见，主张大改的是多数。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然后，他讲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陶铸和杨尚昆问题、“二月逆流”问题都要平反；彭德怀骨灰放八宝山，但不登报；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揭发批判应该；还讲了对几位政治局委员犯错误问题的处理意见。这次谈话，李先念参加了。从谈话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回国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这些问题开过一次会，并做出了上述决定。25日的大会之后，各组讨论都表示满意，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前面说过，胡乔木同志发言，提议华国锋主席在会议结束?再讲一下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以便统一全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