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陈云同志后来对我说过，由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过发言不给登简报的问题，所以他当时讲完后又问简报组的人敢不敢登简报。杨易辰等人说，他们不登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听到了。

　　二是，补充书中的两点遗漏。一点是陈云同志发言中的第二个问题讲到，1937年7月7日中组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是他当中组部部长之前做出的（这个决定的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笔者注）。后来，他在中组部期间又做出一个类似的决定（这个决定指1941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笔者注）。这两个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因此，凡属于这个范围被定为叛徒的，都应该恢复党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再一点是，在他发言的第三个问题中，除讲到陶铸外，还讲到王鹤寿，说他们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定为叛徒，或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仍留着“尾巴”，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他建议：中央专案组中凡属于党内的部分应移交中组部，像现在这种既有中组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应该结束。

　　三是，叶选基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云同志在这次发言前，专门去叶帅家里面谈过一次。当时，叶帅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华国锋，邓小平同志又不在国内。所以，陈云同志就自己的发言问题与叶帅交换意见这件事，既反映了陈云一贯的党性原则和谨慎作风，也反映了叶帅在顺应党心民心、促使中央工作会议取得重大突破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顺便再说一个插曲。1982年，有关单位要把陈云同志这篇发言收入一本书中，提出要在彭德怀后面加上“同志”两字，把康生后面的“同志”两字去掉。原来，陈云同志的发言在谈这两个问题时是这么说的：“四、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我请示陈云同志怎么处理，他说：前一个“同志”不能加，后一个“同志”不能减，要保持当时的面貌，因为当时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华国锋说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限于“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我讲彭德怀问题，超出了这个界限，当时能提出来已经不容易了。对康生，中央作过悼词，当时并没有任何新的说法，怎么可能不说同志呢？后来，就“同志”两字加减的问题又反复了几次，他始终没同意，只是在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时，勉强同意在彭德怀后面加了“同志”。我讲这件事，是想说明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何等认真，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党来说实在是太可宝贵了。

　　陈云同志发言所讲的这六个问题都是大家当时最为关心，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被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代表们憋在心里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不可阻挡。陈云的这篇发言是工作会议上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点的第一把火，它像一颗重磅炸弹，打乱了错误领导的阵脚，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