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漱溟之后，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既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的关系，又见着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方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住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出象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的检讨所能奏效的。他们认为，这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出这封短信，并提出如果主席有闲，还可以约他们面谈、细说。两位老人三言两语完成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与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不久他们曾几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毛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已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心中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向毛泽东主席再提这件事。

　　八、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1970年讨论"宪草"时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政协停止一切工作活动，机关干部自己闹"革命"，两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1968年6月开始军管，政协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凡属政协直接发工资而无实际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一部分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少数人在机关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干校，一部分在家呆着。梁漱溟除受红卫兵冲击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在《儒佛异同论》之后，又着手《人心与人生》专著的撰写工作。

　　1970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那时的局面，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学习会的诸公原本是惊弓之鸟，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权利，谁还敢自不识相，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几次，把"宪草"反复读了几遍，逐条逐句学习、讨论，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也深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是，他初读这部"宪草"，不当之处几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略说一二？他又想，"文革"进行四年多了，既无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为什么要放弃？风险兴许会有，但既是内部学习、讨论，还能因为说几句话而犯下弥天大罪？他甚至想过，十多位知名人士开了好几天的会，提不出（实为不敢提）一条意见，就因为怕这怕那，实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让人家看着无肝胆、无骨气强。他决定冒险进言。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