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时在第二个夜晚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主席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经历了八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思治。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国共和谈成功，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作为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一时间，由于国共两大党的合作，其他各党各派的努力，政协也达成了五项决议，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立法、经济等，几乎都谈到了。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多党制，想让今后的中国，如同欧美国家一样，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攻我，我揭你，你不行就我上台。仿佛中国的前途就寄托于欧美式的多党制的政治制度了。

　　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会制，他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了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共，想到了毛泽东，能不能到延安去向中共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么结果吧，也可立此存照。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八年过去了。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八年前毛泽东所说。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先搭飞机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赴延安。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梁漱溟到延安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十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1938年初赴延安，他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他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又分别见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就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相当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也订了发展计划，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不讳言。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却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产生了怀疑。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毛泽东等十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毛泽东没有插话，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只有任弼时插了几句话。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而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答不上来?梁漱溟报以微笑，却没有正面答复。梁漱溟深知自己力量微薄，没有往深处想。他只有失望，而希望则如同梦想，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如何去实现。

　　梁漱溟先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才十分深沉地对笔者说：

　　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先生正是在他的思想、希望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由旧中国跨入新中国的。

　　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北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他长谈……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离开重庆，经由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由莫斯科返抵北京的日子，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可能因为梁漱溟是新近才到北京的缘故吧，统战部把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一个。毛主席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毛主席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主席走到梁的坐席，见梁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12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家中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