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立即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自此，他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八一三"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后为"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武汉。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只顾自己逃难，甚至有人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自己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是悲观。但得知自日本侵华后，中共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终于变成现实。梁漱溟想，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再说，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梁漱溟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诸如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如今中共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又搞了近20年，经过多少次失败，还在坚持奋斗，中心在陕北的延安。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梁漱溟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由于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从武汉去延安也较方便。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和想法向蒋介石提出，他同意了。中共方面也表示欢迎。不几天，梁漱溟便登程北上了。

　　梁漱溟到达延安，接待他的是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经张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张对梁来延安表示欢迎，并设宴洗尘。张说，毛的习惯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谈话也安排在夜间。

　　头一天夜间的谈话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时令正是冬天，延安气候严寒。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

　　在毛泽东首先提到1918年在北京杨怀中先生家中已多次见过梁先生之后，谈话转入正题。梁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有声有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那样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若干次了，从来没有象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怎能想到，毛泽东这天所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完稿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正由于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很快问世，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

　　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但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十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对笔者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在与毛泽东的两夜长谈之后，梁漱溟还到延安各处参观。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但人们热气腾腾，其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地区有鲜明的差别。这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一样，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