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仅城市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大量农村青年以及农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乡差别"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涌入城市。卷入这股浪潮的，还有要求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三年灾害时期被动员下乡或支援"三线"建设的内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将这股浪潮，统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据揭发，这股浪潮的兴起，是由于江青的暗示与鼓励。但实际上，这正是解放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的一次总爆发。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不是这一类问题。这些人四处建立群众组织和联络站的活动，不仅使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更加混乱，而尤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矛头所向和提出的各种要求，与当时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打击"经济主义"的运动，制止这一倾向的继续发展。
　　知青的活动也被划入经济主义范围而加以制止。事实上，早在1966年底，经济主义的浪头还未涌现的时候，中央对于知青的各种做法就已有所警觉，尤其当他们越闹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国性知青组织的时候，中央已经感到了真正的危险。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这类组织和他们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足以使中央苦心经营多年的安置工作毁于一旦，而无论革命如何发展，上层领导如何变换，大批城市青年不到农村去，又能到哪里去呢？对于知青的组织必须取缔，对他们的要求必须回绝。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农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有人问到他能否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说，现在还是串连时期，就是全市的组织看来也只是部分的组织，这样的时期要经过一个时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见现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来"的国务院负责知青安置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则劝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说，你们的总部就是全国安置工作办公室，还有总理办公室，是总理任命的，你们能取代他们?实际上，你们这些人决不可能控制一百多万人。他的劝告，当然被知青当成了耳旁风。而此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也已经被一批又一批心怀怨愤的知青们连砸带打，搞得一片狼藉。
　　知青的活动，知青在城市建立的一切组织，都被作为经济主义的内容之一，划入打击的范围之内。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等人接见首都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提到北京有一些冒充欺骗人的全国性组织，他们的目的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要限令他们投降，宣布他们的组织是反动组织。他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全国性组织，就包括了知识青年成立的组织在内。22日，在接见各地驻京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指责各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玩弄经济主义，用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车票，收买人心，鼓动人上北京，把矛盾上交，对中央施加压力，使得大批合同工、临时工退出工厂，下乡知青大批上京。他要求这些人尽快返回原地，同时强调，现在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机构的条件还不成熟，建立和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员也应该回到本地去进行革命斗争。26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工青妇等系统革命造反派时，有人提出希望中央发通知，宣布全国性组织为非法，周恩来又一次强调，我根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造反组织，全国性的组织我们都没有承认。2月1日，他又敦促人"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
　　各地都开始取缔知青在城市的组织，并动员知青回乡闹革命。

上海在"文革"中一直扮演着独特的、先锋的角色。尤其是"一月风暴"之后，更成为全国造反派的表率，加之上海在"文革"前跨省安置的知青人数最多，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就达九万余人，"文革"一开始，就有几万知青返回上海，他们所描述的兵团生活实况，他们的情绪和痛苦，已经成为该市一个牵动了千家万户的敏感社会问题，要解决知青问题，首先而且必须从上海着手，而上海那些刚刚夺了权的踌躇满志的造反派，也正需找到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开始了。
　　第一步，是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知识青年发泄的不满和提出的种种要求，一概归结为是"走资派"为干扰运动的大方向所大搞的经济主义的阴谋，知青返城是受到了走资派的煽动。就像我们上面讲到新疆知青的返回上海，被归咎于新疆农垦系统的"走资派"恶意煽动一样。
　　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说：经济主义的一个恶毒做法，就是煽动前几年下放或支援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和支边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还煽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家属，离开工作岗位，上北京告状，或挑动他们去斗争里弄干部。这样做，造成了一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应该造反，应该揭发，应该批判，应该改正，但不要离开生产岗位。这篇社论还强调说，到农村去的大方向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