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主席认为，要弄清大局小局，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毛主席在南宁会议第一天（1958年l月11日）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下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后来又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毛主席还举了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例子，说明不要像宋玉那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说：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6亿人口，1200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后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专门写上了一条：“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这个“公式”一经形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党员就往往只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而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一个指头的缺点，甚至害怕提及错误，担心被说成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这很不利于纠正错误，很不利于党的工作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和评估工作，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存在的缺点或错误，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重此轻彼。小平同志经常要求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回过头来总结一步”。看什么？总结什么？就是既看成绩，又看不足，既总结经验，又总结教训。总之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当然，这“两点论”中要有主次之分，并不是“平分秋色”，并不是“半斤对八两”。这样看问题和分析事物，就全面了，就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要求。只讲缺点、抹煞成绩的“一点论”不行，只讲成绩、无视缺点的“一点论”也不行。我们主张充分肯定成绩，目的是鼓舞士气，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同时，我们又主张充分正视缺点和不足，哪怕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要看清楚，目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利尽快克服缺点，弥补不足，更好地前进。我始终觉得，对我们的领导千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来说，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应该更自觉地和更多地注意分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问题和不足，力求及时加以解决，这样才能防止小错变成大错，避免发生大的失误，保持领导工作中的主动权。

4．关于平衡和不平衡的问题。

毛主席认为，造成反冒进的另一个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1958年l月29日，彭真同志在北京干部会议上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思想。他说：

主席讲了一大段哲学。主席讲：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暂时的平衡和统一也不行。但它是相对的，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有把平衡不断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就前进了，前进又达到平衡。平衡又是暂时的，然后又有好多工作前进了，又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又前进。不要把平衡当作主要的，比如钢铁，一个先进的技术搞起来了，所有都赶不上了，所有的都要赶，就是要在这里面前进。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毛主席在南宁会议的结论提纲里写道：“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还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发表的《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正式提出了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概念，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

毛主席提出积极平衡的理论，目的在于指导我们要奋发进取，不满足于现状，通过积极解决矛盾，力求不断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和发展。无论是做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应懂得和掌握积极平衡的理论，从中吸取前进的推动力，以防故步自封。在组织生产建设中，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眼前的平衡，往往就会缩手缩脚，裹足不前。积极平衡并不是不要平衡。早在1956年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说过：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一点平衡，没有一点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搞不起来。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中再次强调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步伐。问题是，毛主席把它强调得过分了，在“大跃进”中又否定了综合平衡这一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要方法，以致完全不讲平衡，只是拼命往上提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大起大落，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5．关于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

 “政治设计院”是章伯钧1957年在向党进攻中的用词。毛主席借用这个词来批评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搞分散主义，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

1958年1月12日，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小范围不行，就开中央全会，总要有点压力。2月18日，陈云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主席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毛主席重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对毛主席的批评，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做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当时，周总理的自我批评，也只能讲到这个地步。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