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前三天，即11月7日，他还主持了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活动，登上红场列宁墓检阅台阅兵，并在庆祝宴会上发表演说。所以，当我在11月11日得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消息时，感到很突然。

当时中苏之间虽然恢复了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但两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张、对立关系并无变化。苏联方面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中国对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反应。

考虑到勃列日涅夫长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去世前几次发表讲话对我国示好和表达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从中苏关系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很重视这次吊唁活动，除发唁电、送花圈外，还批准外交部建议，由我陪同德高望重的乌兰夫副委员长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乌兰夫副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勃列日涅夫逝世向苏联驻华大使表示深切哀悼，并说：中苏两国人民存在着传统友谊。希望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苏方对中国派乌兰夫副委员长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和发表这样富有深意的友好悼词感到欣慰，苏联媒体纷纷加以报道。

小平同志着眼于中苏关系的长远大局，并从多做苏联新领导人工作和争取苏联人民了解我改善关系的诚意，不断地考虑和采取措施。中央决定由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莫斯科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

苏联宣布11月12日至15日为哀悼日，15日举行国葬仪式。中央为此行提供了专机。我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正常航班可乘，为节约起见，便决定乘14日晨离京的中国民航班机及时于葬礼前一天中午抵达莫斯科。我同代表团的成员外交部苏欧司司长马叙生、副司长王荩卿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一同离京，当天中午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另一位成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已在莫斯科。

行前，中央批准外交部为此行上呈的工作方针，主要有如下几点：一、从做苏联人民工作着眼，抓改善两国关系的旗帜，不主动谈分歧，不搞正式会谈；二、正面评价勃列日涅夫，他是苏联人民尊敬的领导人和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肯定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三、关于两国关系，强调中国真诚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必要行动，使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正常化和建立睦邻关系；四、吊唁时，参照乌兰夫副委员长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发表的悼词，强调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五、向苏联新领导人祝贺就任新职，转达我党总书记、人大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的问候；六、不触及党的关系，不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

11月13日晚上，我打电话向小平同志报告行程安排和准备工作情况，并请他指示。小平同志表示，他考虑需要对原定方针作一些补充，要就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关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的原则立场，并向苏联人民说话。可以明确地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还可以用外交部长的身份主动要求拜会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进行坦率的对话，在会见苏共新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时，可以加上希望苏共新领导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他说，为及时使苏联领导和广大苏联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方式直接广播出去。由于我14日清晨离京，来不及在行前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中央决定改用书面谈话。苏联的电台和报刊当天宣传和登载了这篇谈话。它在苏联的领导层和普通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苏联人民纷纷打电话给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对这一谈话表示高兴并希望中苏人民重新友好。

根据小平同志13日的指示，此行任务更为明确和切实，分量也加重了。我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

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五小时的时差，我们代表团一行在飞行八个小时后于当地时间14日中午12时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杨守正大使见到我即低声告诉我说：中央有特特急电报来，要我去看。前来迎接我们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动情地说：在苏联人民悲痛的时刻，中国派重要代表团前来参加追悼活动，对此苏方感到满意，并表示热烈欢迎。他高兴地提到了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他说：你的谈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你在谈话中说勃列日涅夫生前多次表示将致力于改善苏中关系，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改善苏中关系的迫切愿望，这句话说得很对。他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在讲话中那句祝苏联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话中添上社会主义这个词就更好了。我感谢他对我这篇谈话的友好评议。从苏方的这种积极反应看，中央做出发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及时广播的决定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这实际上是一项政府声明，有很重的分量。小平同志的考虑是：既向苏联领导也向苏联人民说话，希望他们明了我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

在机场同伊利切夫告别后，我们一行即驱车直奔我驻苏大使馆，看了那份特特急电报和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文。事后我才知道，谈话是胡乔木同志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写成并由小平同志审定的。谈话稿一定下来，中央办公厅即将谈话发特急电报给我驻苏使馆转我，并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及时向外播出。新华社的报道和我的谈话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