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内阁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时说：我们对福田先生的政治见解是熟悉的，他对缔约还是有热情的。问题在于福田下决心，只需一秒钟，我们在期待着。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时谈到缔约问题，他直率地指出，如果福田首相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签约。

在我方敦促和日本朝野纷纷要求政府尽早缔结符合中日利益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形势下，福田召集前首相岸信介和三木、前众议院院长浅尾繁三郎和自民党前副总裁椎名等元老开会，表示自己已作出决断。与会者都表示同意，这也使慎重派再无话可说。

此后，经过双方的商定，被搁置了三年多的缔约谈判于1978年7月在北京重新开始了。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任中方代表团团长，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任日方代表团团长。中方参加会谈的成员还有王晓云副司长和亚洲司、条法司有关主管官员，日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驻华公使堂之胁光朗等官员。

谈判在外交部迎宾馆，即台基厂3号宾馆进行。时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室内热度更高，谈论热火朝天。双方详细阐明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和观点。讨论的内容和问题涉及缔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条文细节，而焦点仍是反霸原则及与此相关的第三国条款，这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缔约进行的关键性事务级会谈。从7月21日一直谈到8月8日，共计14次。

双方会谈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主要围绕有关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款内容的理解，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对霸权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用反对还是表示反对）等问题进行认真详尽反复的讨论。

在长达14次的会谈中，双方阐明各自观点，有时展开了详尽的讨论甚至争论。经过对案文的反复比较，双方已就缔约内容和文字基本达成妥协，日方已愿接受将反霸内容完整地写入条约的正文。但围绕这一条款，尚有两点争议：第一，反霸范围问题，中方认为中日同属亚太，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都理所当然，反霸首先应强调在亚太，而且联合声明中使用过，不改为好。日方则认为，不应只限于亚太地区而应在全世界，所以提出要加上“其他任何地区”；第二，涉及第三国条款问题，日方提出最后修改案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与第三国关系的立场”。至此，事务级谈判已尽了最大努力，完成了职权范围内的使命，有待双方各自的上级报告，以便作出最后的决断。我们把情况报告中央，邓小平同志看了关于第三国条款日方案文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当即拍板同意。

此时，园田直外相发电要外务省参加事务级谈判的亚洲局局长中江要介回东京当面向福田汇报，并要求福田令其访华，以完成条约的签署。

在第一次访华24年后，园田直外相于1978年8月8日到达北京。这一天，北京正下着大雨。我到飞机舷梯下打着伞迎接他。我对他说：你带来了幸福之雨。我们俩两个月前在纽约共进午餐时，相约于7月在北京见面。现在仅仅晚了一个月，相见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