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乡互助”思想的提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城乡互助”的思想和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城乡互助”的思想和政策。东北解放区是最早实现全境解放并且工业城市较多的解放区。1948年8月，东北局在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城市全部回到人民手中的背景下，召开了“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会议结论中提出：“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互助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的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农民害怕城市，仇恨城市。……但是，一般地说城乡互助合作还不够。还应该指出，城市对乡村起领导作用，城市领导乡村。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其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此，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89]

　  1949年1月3日，新华社在题为《按照新的情况制定今年的农业增产计划》短评中提出：“十年来在紧张的战争中，重要城市和近代化的工厂多被敌人占领。因此我们的农业生产，便与城市人民及城市工业逐渐隔离。且因敌人分隔封锁，运输调剂困难，而形成了地方性的自足自给状态。现在情况已经变化，这种地方性的自足自给状态必须适当地迅速地改变，必须使乡村与城市相结合，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否则我们的经济建设便不可能前进一步。”[90]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 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91]

　  “城乡互助”思想是包含于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政策。由于上述16个字包括了四个方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个对象：即公方(指党、国家和集体)、私方(指私营经济和个人利益)、工人、资本家、城市、乡村、国内、国外，因此又被简称为“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八方”十六个字，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经济政策的语言凝练和内容高度准确的概括，言简意赅。1949年9月，它被写入《共同纲领》，在建国前后的城市接管、恢复发展生产、建立新经济制度和新型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

　  “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的提出，就目前看到的资料分析，是在1949年3月至4月间，由毛泽东将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思想和提法归纳而成的。目前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论述，是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陶鲁笳等人的谈话：“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幺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92]

　  4月18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讲话中也传达了毛泽东的“四面八方”政策。刘少奇是4月10日到天津视察工作的，因此估计毛泽东的上述概括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4月10日之前。

　  从“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的内容来看，它是在前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基础上，根据东北、平津解放以后的新形势演化而成的。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1月，北平和天津解放，此时的解放区拥有了大批城市，一方面，过去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而国民党长期控制城市的城乡对立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区干部和农民思想上需要转弯；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和国民党统治区商人都希望与解放区做生意，解放区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也需要与外国和国统区进行经济交流。这就是“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产生的背景。

　  “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提出后，由于其过于凝练，在具体传达和贯彻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曾对其作过解释，进行过较详细的阐述。

　  最早提出“四面八方”这个概念的是刘少奇于1949年4月11日到天津之后，这个思想经薄一波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即完整地概况出上述十六个字。[93]

　  毛泽东在4月15日接见陶鲁笳等人时即说：“‘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幺‘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94]

　  4月22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了四面八方的问题。“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95]

　  刘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干部会议上解释“四面八方”政策时说：“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的关系。照顾到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所以也叫全面关系，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96]刘少奇又说：“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亦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97]

　  城市解放以后，城乡政治上敌对的局面已经消失，但是过去长期战争形成的城乡之间经济方面的隔绝和矛盾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大城市解放以后，有些人单纯从农民眼前利益出发，对目前某种手工业、副业生产的衰落怜惜，甚至有的认为城市越解放使一些手工业者越无饭吃了”。针对这种错误认识，冀中区党委指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认为“城市为人民所有以后，从政治上说，矛盾已基本解除，从经济上说城乡矛盾是在逐渐削弱，但由于城市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乡村农业的落后性，城乡矛盾的存在还是长期的。大城市解放后，进步的机器工业代替了农村中小城镇的落后的手工业是必然的，我们不应怜惜落后的生产方式，而应主动的领导其转业。”[98]当时对于如何尽快改变过去所谓“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过去的城市是剥削乡村的，我们进城后虽作了些工作，但还没有有效的改变这种关系，农民和我们在乡的干部，亦有些狭隘观点。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心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发展城乡生产互相交换，给农民以实利。”关于这个问题，当时薄一波和李富春都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99]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写入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建国以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在主管经济工作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专门阐述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100]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四面八方”政策得到认真切实的贯彻执行，它对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四面八方”政策既是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成熟的表现，又是党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杰作。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开展的学习讨论中，专门提到了发展农村小城镇的问题，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农村小城镇是农产品集散的场所，是大城市与乡村沟通关系的桥梁。这些城镇一般的手工业也占很重要位置。有些农业还占比重不少，今后的发展要成为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在这里主要是办好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供销社，减轻私商对农民的剥削。”[101]

　  第五节 关于农民负担的认识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