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提出“复关”的背景和决策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8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会议，并参与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选举；此后，中国政府又几次派员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商业纺织品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的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了讨论。这是自1950年5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后，我们与关贸总协定接触的开始。1982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资格，并在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对关贸总协定态度的变化，除关贸总协定自身作用的变化外，主要是前述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落后状况、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形势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正是根据前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识到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随着国内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推动力之一。自1979年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后，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即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行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强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406•4亿美元的31•7%。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合法地位的要求。

　　三、从加入WTO看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飞跃和成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折点。从长达15年的谈判过程和这件事的意义来看，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外经济关系认识和把握能力的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互利。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的国家建立，并且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并存；而列宁和斯大林虽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问题，列宁提出了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来发展自己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但是也没有预见到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甚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代表毛泽东，受环境和认识的局限，虽然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学习和技术引进受到了两个认识的局限：一是作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关闭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大门，到晚年甚至拒绝间接利用外资，例如他在60年代就多次说不要借外债。 二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缺乏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可以互利和共同促进世界进步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上述两个局限，顺应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在早在1979年10月就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1984年邓小平又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

　　第二，从自己和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认识到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市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认识，则特别是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过去多从传统农业看人口，总量上看自然资源，因而得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乐观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受当时国际环境所限，我们曾经认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但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经验教训证明,由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不借助国外的资金、市场和技术，是很难实现高速发展的。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对外贸易和外资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压迫和剥削。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不利于经济落后国家；对外国资本输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剥削作用。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外实行的是既不受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进口替代”和“对外援助”政策，至于外国投资和投资到外国，则几乎不可能。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资金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1978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出的结果，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资金的匮乏，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资料。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一九七九、一九八O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中提出的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之一，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加快中国发展。 此后，理论界围绕“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1984年，邓小平又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

　　总之，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中外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开始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外国资源作为中国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总结说：“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

　　总之，中国为“复关”和“入世”所进行的长达15年的谈判及其结果，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实现“两个利用”关系的成熟程度：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任何因素都不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和立场，但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又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以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机会为代价，实行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平等互利，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改善国际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