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个年头。这85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现代化艰辛探索、顽强拼搏和尽力尽责的85年。1921～1949的前28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现代化清除障碍的革命阶段；而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后57年，则是党领导人民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建设阶段。回顾这85年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历了四种社会经济形态，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上述四种经济形态的理论以及前后更替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尤其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是非常必要的。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是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思想和政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在它的指导下进行的。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传统农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

　　最近10年研究的进展，进一步证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农业，可以说接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顶点（这里所说的“传统农业”，是指现代工业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影响农业之前的凭畜力、经验和天然肥料耕作的农业）。由于它的生产水平已经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资源难以增加的条件下，就部分人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占有和转让耕地的使用费来增加收入，但是从总体上说，众多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欲望，就不得不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兼业来实现。几乎可以说，从唐中期以来，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高于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人们对耕地的占有欲望就超过了对劳动力占有的欲望，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庄园和农奴制的根本原因。由于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高于劳动力，而农业又是社会的主要产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的，并且吸纳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费（即租金）就较高，这不仅使得大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经营更合算，佃农不得不接受较高的租金，从而只能靠尽量增加耕地产出和从事家庭副业以维持和争取改善生活；而且对贫农和自耕农来说，由于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变，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家庭副业来解决。这里还不包括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税赋不断加重的压力。因此，以雇农、贫农、自耕农为主体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就成为农业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而耕地单位面积上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则成为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并由此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即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政治制度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文化等等。

　　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和诛求无已；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政府及民间引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由过去单一的地主占统治地位变成地主经济、外国在华经济、官僚资本占统治地位，由封建经济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这种经济形态又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中国已经落后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在国家实力上，或着说在政府能够动员的资源上并不弱于西方国家，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和愚昧。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冲击，清政府至少应该去了解战胜者，但是在1840至1860年的20余年间，清政府一点进步的举措都没有，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30年，被称为“同治中兴”，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愚昧，中国又失去了30年的发展机会，结果日本崛起，即使如此，在1894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不低于日本，中国的失败，同样应归结于清政府的腐败。随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的愚昧、立宪运动的失败，都证明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的腐败和不可救药，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4年国共合作前，历史再次证明没有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阻碍中国民主富强的障碍就不能扫除，孙中山积40年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三大政策”和“唤起民众”，即是要开展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给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进行革命划上了句号。随后建立的国民党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原来的经济基础，不能也不愿意彻底清除腐败。从清朝延续下来的政治腐败不仅没有清除，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在经济上，依然是帝国主义经济、官僚资本、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民族资本企业和广大的农民处境艰难。本来后发国家应该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进行旧经济的改造和加速工业化，即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使得国营经济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和带动工业化的作用，反而成为窒息经济发展的障碍。1927至1946年的历史再次证明，用民主的、和平的方式改造政府和进行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不能并存的对立物。在1937至1945年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曾使得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并为此作了经济上的让步，这本来为和平地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即反映了这种历史机会，毛泽东甚至提出可以搞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主义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也曾考虑用土地债券赎买的办法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国民党政府就是不愿意进行这种和平的改革，不愿意取消一党独裁和清除腐败，并发动内战，企图用屠杀来阻止改革。结果众所周知，国民党一败涂地，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最终还是通过武装推翻旧政权的方式在大陆才建立起来。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说明，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当时中国的进步只能靠革命来扫清障碍，经济体制的转换也只能由革命这只手来推动，更准确地说，革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错误选择的结果，他们不愿意通过改良或和平的改革来顺应人类进步的潮流。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三大经济纲领” 的指导下，继续并完成了消灭帝国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任务，这就是建国前后的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和彻底的土地改革。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