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在座的各位同志，都要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白之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部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在这个会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这次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成员有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并明确“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

　　会后不久，一波同志病了，由我组织“十人小组”开展工作。“十人小组”担负的任务实际是全国的生产建设调度。“在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它所处理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十分紧迫的”。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鞍钢行将停炉”，某个城市的“电厂告急”，某个地方“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军情”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几乎每个都涉及经济工作领域的方方面面，关系到经济生活的中枢神经。比如，要保钢的产量和质量，冶金部门就要求保煤炭的产量和质量;要保煤，煤炭部门就要求保采掘、运输设备的供货和质量；保煤炭生产装备，机械部门又要求保证钢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如此循环，就形成一个难以理清的“怪圈”。工作难度非常之大。周总理让我们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现在叫文津街)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当时，国家财经情况十分困难，市场供应匮乏，我们也吃不大饱。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晚开会结束后，可以免交粮票、钱票吃到一碗面条。每天晚上我们开会时，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回去的汇报，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我深夜回到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红机子电话响了，一接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在那治理“大跃进”之乱的日子里，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为了解决工交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4月份到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做调查。看到影响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职工队伍情绪不稳，尤其是生产第一线的井下工人离岗严重。究其原因，其中有教育问题、纪律问题，而最突出的是职工生活安排问题。我据实向中央报告说：“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没肥皂，看病拿不到药品，下井工人无酒喝……很难巩固职工队伍。”报告建议，要设法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总理、富春同志很重视这些严重情况，以中央文件批转了我的报告，并要我抓紧拟订具体办法。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报请领导批准，由国务院转发了我们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决定》，对提高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包括每月供酒两瓶)，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还吸收冶金部党组的意见，写上了：“这些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冶金和其他矿山的工人。”

　　煤矿工人“老大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老大嫂”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当时，煤炭产地的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灾情严重，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家属生计困难，跑到矿上找亲人，煤矿工人把自己的饭匀给妻子儿女吃，他们又吃不饱了。周总理得悉这个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我专门召开七省、市煤矿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支持下，确定从当时有限的粮食库存中挤出一部分，用于补助灾区煤矿工人家属，保证其口粮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中等水平。

　　1961年8、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周总理向中央常委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经济调整的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完全赞同，并作出了相应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参加会议安排的日程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或晚上单独召开小会，找人谈话，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曰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讨论问题达六次之多。“十人小组”各同志在总理领导下，为了战胜当时的困难，充分开动了脑筋，投入了很大气力。大家兢兢业业，集思广益，互相支持。有时从工作出发但因认识不同、角度不同也发生激烈争论。种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现在“十人小组”的多数同志己先后辞世，他们为党为人民付出的辛劳，应当受到后人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