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教育了全党，中央决心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战胜困难。在毛主席主持下，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组织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果断的方针和措施。调整农村政策，整顿人民公社，下达《农业六十条》；调整工业，坚决把高指标降下来，整顿工业企业，制订了《工业七十条》；对科学、教育、文化也进行了调整，先后发出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1962年1月，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对“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平反。划分为“右派分子”的部分人，也在这时被摘掉了“帽子”。

　　在这个期间，我多次听到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以及在其自我批评基础上对全党的告诫。我看到中央、国务院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为战胜困难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周总理作为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人的艰辛，使我想起来就肃然起敬。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各位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周总理说：我们做错了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座的各位都在内。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嘛!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应当主动改正。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字方针，任务是很紧张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地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进行。”

　　“八字方针”在翌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下达全党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毛主席还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近几年调查做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又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吞吞，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