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我离开上海奉调进京，到国务院工作。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组成的国务院（以前称政务院），组建了一些新的部、委、办，调我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建委副主任。时任三办主任兼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同志让我主要在三办工作，并说可不去国家建委上班。三办是国务院领导重工业生产建设的协调检查机构，联系冶金、煤炭、化工、一机、二机、建筑工程、建委等部委，被称为“重工业口”。我到三办后，立即投入制订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这桩事的举办，来源于毛主席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指示。他说，过去几年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我们紧紧张张搞了一两个月，形成一个提纲式的报告，报送了国务院。后来，这个规划提纲的基本内容纳入了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组织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接着又办了一桩重要的事，就是陈云同志批示的从上海搬一批企业到内地。解放后，上海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经济发展遇到较多的困难，特别是在旧中国环境下形成的商业服务业的解放初期崇尚节俭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相当萧条。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陈云同志的批示，一箭双雕，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记得上海约有270多家轻工、纺织工厂迁往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有份资料说，当时上海有21万人支援外地，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万多人，熟练技工8万人，还有5万多人的设计、建筑、安装队伍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对于内地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上海，还有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征程中的重要始发基地。
1956年初，已经预见到如期实现“一五”计划指标是稳操胜券了。胜利的实践使我们增强了加快前进步伐的信心。因此，毛主席提出，要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