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季开始，我的主要工作转到抓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又名战略后方建设，是毛主席1964年5月提出的。这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中苏关系破裂，霸权主义的苏联重兵压境；蒋介石又叫嚣“反攻大陆”。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964年5月，毛主席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提出，制订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程。不久，毛主席又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教训，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8月，中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广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三线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沿海不但许多工厂要搬，而且有些学校、科研设计单位也要内迁。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抓好，钢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毛主席下了决心，全党闻风而动。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迅速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首先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新建项目都摆在内地，抓紧勘察设计工作，千方百计抢时间;沿海能搬的项目都搬迁，两年内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对沿海增加建设投资的要求一律“顶住”，等等。

　　建设大三线这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当时是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紧迫性作了严重估计的基础上作出的，因而在具体安排上具有强烈的临战态势。“三五”计划的方针，原来是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至此转变为积极备战，国防建设第一，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国务院到西南局、西北局和大三线各省、自治区建立了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亲自担任主任，程子华同志任副主任。各部门的领导亲自带队到三线地区选择新建项目的地址，利用三线地区的原有小厂(如江油钢铁厂)或三年调整时期停缓建工程(如酒泉钢铁公司)，抓紧组织从沿海到内地的搬迁工作，开始了大规模建设。

　　毛主席对此事十分关心，抓得很紧。他说过:大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没有投资拿我的稿费;成昆铁路修不通，骑毛驴我也要去攀枝花看看。毛主席的这些话，意在强烈表达事在必行、期在必成的决心，用以动员全党同志。毛主席经常亲自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问题。

　　1965年初，毛主席在中央一次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提出三线建设北京要有个总口，要由国家建委抓起来。当听到建委已经撤销多年时，毛主席很不高兴，说这么大的事，怎么没有跟我商量，撤了再成立起来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委这个机构再经过多次变动。第一届建委是1954年11月成立(我1955年1月就在这届建委工作，当时薄一波同志任主任) ，1958年2月撤销。第二届建委是1958年9月成立的，既是中央一个工作部门，又是国务院的一个综合机构，具有双重性质，由陈云同志任主任，1961年1月开始调整经济时撤销了。上述那次会议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筹备成立第三届国家建委。中央在物色主任人选上费了较多功夫，较长时间没定下来，周总理还为此征求过我的意见。哪知过了不久，一天夜里，我忙里偷闲正和几个人在一个地方观赏古字画时，接到总理电话。总理说：“你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不到!”我如实回答了在做什么。总理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也有这个爱好。”又说：“我还是向你谈国家建委主任的事，你来当不是很合适嘛!怎么我一时没想到呢!?”我考虑到前两届建委同有关部门的职责划分总是理不很顺，自己又不善于处理复杂的关系，对总理说：“我恐怕力难胜任。”总理说：“要知难而进嘛!不要强调困难，今天我不是征求你意见的，要你担负这个责任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已经定了! ”当时，薄一波同志对我去建委工作有不同看法。他说，“生产和建设应当放到一起抓，你仍留在经委，我们继续合作”，并表示由他向中央提出建议。两天后，我们去毛主席那里开会，一进门，毛主席就说：谷牧!你到建委工作我赞成。这样我就不能推辞，一波同志也不便提他的建议了。我担任第三届建委主任后，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和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的职务，由中央调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同志接替。

　　这一届建委于1965年4月12日正式办公。开始时的副主任有孙敬文、宋养初、刘裕民、谢北一、吕克白、赵北克和顾明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它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是中央、国务院在基本建设战线的参谋部、指挥部，主要任务是组织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特别要切实抓好西南、西北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后方基地的建设及其他重点建设项目。新的国家建委一成立，我们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8月下旬到9月初，我主持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议，按照中央提出的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华战争，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的精神，讨论了防止与克服不重视搬迁，“一窝蜂”式盲目搬迁这两种倾向。我强调既要从加强备战出发，坚决地认真地组织搬迁工作，又要不打乱经济建设秩序，做到搬而不乱，迁建和生产两不误。会议确定“三五”期间，从沿海向大三线迁建500个工业生产项目，主要是军工企业和与之配套的金属材料、机电产品、高能燃料、橡胶制品，以及三线地区短缺的民用工业品生产企业，还有一批为国防尖端服务的科研设计单位。我在总结时特别强调，不能忘记支援农业，要少占农田，少让农民搬家，同时建厂中搞的供排水、输变电设施，要切实照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