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开始这段时间里，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但都是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中出现的局部性的问题，而且都及时作了纠正。“大跃进”则是总体指导方针上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且持续了三年之久，成为全国解放后我们党遇到的第一个大挫折。对此，毛主席曾经作过严肃的自我批评，说第一个负责的是他。我经常想，我们这些经济战线上的负责干部，既要贯彻落实党的决定，又要向上反映实际情况，促进中央正确决策，对于这次大挫折的发生，也应当严格检查自己，特别是应当从中总结吸取深刻教训。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但他毕竟有着个人的局限性，更有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毛主席生活在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中国大陆上，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广大人民群众急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毛主席与广大人民群众呼吸与共、息息相通，集中人民的意志，一心一意想把建设搞得快些。我们党自遵义会议起，一直在胜利前进，夺取了解放全国的胜利，夺取了实现“一五”计划的胜利。这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是灿烂辉煌的，但也使我们党背上“包袱”，滋长了一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只要想干，什么都能办成的盲目性，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可能性。连毛主席这样的伟人也未能例外。1958年“大跃进”刚开始时，曾有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错误口号，向毛主席坦率进言。毛主席不以为然，强调这个口号是讲“人要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浙江人多地少卖余粮，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三大战役、直罗镇战斗，都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这里也可以说明，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党员，由胜利产生骄傲情绪，头脑发热，以革命激情代替审时度势，以主观愿望代替科学论证，丢掉了具休地分析具体事物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就是“大跃进”错误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又是他依靠他的战友和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来展开的。在毛主席周围的干部除去那种蓄意投机的野心家不值得去说以外，像彭总这样耿耿忠心、“犯颜直谏”的同志太少了。许多领导同志虽然自己的认识清楚，但囿于党内民主极不正常的复杂情况，难以匡正于错误方针形成之前，也只能在实践中做些减少损失的补救工作。像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干部，一是认识不高，对许多脱离实际的错误东西不能及时识别，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执行;二是风格不高，即使对某些问题感觉到了，但囿于种种顾虑，不能亮明观点，甚至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助长错误的不良作用。我们绝对不应当把责任推给毛主席。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发不发热?”“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我们应当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把自己摆进去，躬自反思，吸取应有的深刻教训。倘若摆出“一贯正确”的姿态就太不足取了。

　　当然，从我国历史长河中来审视，在“大跃进”中，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从上到下学到了具有深远意义、现在和今后仍将发挥作用的宝贵东西。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大跃进”及其以后20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性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还应当说到，经过“大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铺开了一个比“一五”计划更大的布局，搞起了一批大中小结合的生产建设项目，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部分可以利用的基础。尽管得不偿失，但得到的还应当肯定。在“大跃进”和经济调整中，广大人民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下表现出来的奋发拼搏、坚韧战斗的精神，更是非常可贵，应当正确引导，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