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农作物长势本来很好，由于农村的劳力、畜力集中运用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几个“大办”，农村中发生了严重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和浮夸风。

　　对农村一向给予极大关注的毛主席，他首先开始扭转这种严重局面。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3月，他先后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三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讲话。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强调三条：第一，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发挥作用。他强调如果废除商业和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第二，批评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错误认识，肯定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反对无偿平调。第三，批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的错误，明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和“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三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着手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着眼，安排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当时的口号是“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因此，调整经济指标中，重点是1959年到底生产多少钢。1958年，按公布的数字完成了1070万吨的钢的任务，实际上好钢最多只有800多万吨。在大炼钢铁热潮中，1958年11月初，国家经委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开会，还提出要编好1959年以生产3000万吨钢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对实际情况认识的提高，这个提法修改了。武昌会议上把钢产量计划降为1800到2000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又降为1800万吨，并明确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

　　当时，人们的头脑热得很，压指标也不容易。在一次讨论钢指标的会议上，我和华东一个省的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争论。他是一位老革命，我们又是老相识，相互对话都比较坦率。当时距年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他却要那个省再生产相当于年初以来产量两倍多的钢。我说，你们矿石哪里来?煤如何平衡?运力够不够?现有冶炼炉子有多大能力?新建是否来得及?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问题同他讨论的。不想他却“火”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说：“你为什么总是给我泼冷水?”会场上的气氛不大愉快。周总理很关心我同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关系，他找参加这次会议的许明同志问：“谷牧顶他了没有?”许明说：“谷牧沉住了气，没有再顶他。”总理这才放了心，说：“那就好!”1959年的基建指标也相应由原定500亿元，先降为300亿元，到上海会议上己降为260至280亿元。

　　尽管指标一再降，计划仍是高的。到第二季度，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暴露，首先是农业生产不好，其次是钢铁生产上不去，第三是市场供应更加紧缺。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受毛主席委托，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当年产钢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得到毛主席批准。

　　毛主席这时候确实是力图纠正“左”倾急躁情绪，想把国民经济的比例安排好的。他亲自写了好几篇《党内通讯》发至全党。他多次讲过制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他在6月份专门召集中央少数领导同志讨论工业，研究农业和市场问题的发展，强调“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中央、国务院也采取许多相应的措施，如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发展生活日用品生产、健全管理规章制度等等。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开会，我奉命上山参加。按预定的议程，这次会议是继续纠“左”的。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说，国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强调要搞好农业，按农轻重顺序安排计划;要实行两条腿走路，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要成为半核算单位。他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总结经验，认识客观规律。毛主席要求到会同志作“冷锅上的蚂蚁”，认真总结检查工作，通过已经起草的会议纪要稿，把国民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庐山会议开始的一段时间，是按毛主席这个指导精神进行的。

　　在会议的这个期间，周总理工作非常紧张。他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理顺国民经济，夜以继日地工作。按我的理解，周总理基于对经济工作的深刻了解，是不赞成“大跃进”的。但是，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被认为“犯了‘反冒进’的严重错误”，一再受到毛主席严厉指责，处境十分困难，又能做些什么呢?待情况有了变化，他就积极地因势利导。1959年5、6月间，他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包括几位副总理，到各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为挽回1958年几个“大办”造成的损失，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庐山会议中间，我参加过总理召开的一次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汇报情况，从上午开到下午四时。大会散后，总理又留下计委、经委的同志开小会，要大家深入分析形势，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针对几个“大办”和浮夸现象，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话。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了以后，如果以为件件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执行，这样一来主席就不好随便给你们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个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钢铁翻番，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当我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安排，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研究采取措施，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时，不料，7月16日毛主席将彭德怀同志一封信批给与会全体同志。由此纠“左”变成反右，“冷锅”又变成“热锅”，中断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程。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反右倾，鼓干劲”，把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推向新的高峰，出现更大的“大跃进”。这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又有些新特点。一是提出了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如要求1960年工业增长40%以上，钢要完成2040万吨，八年内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二是再上“小洋群”、“小土群”。三是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命，提出的许多项目现在看来是很滑稽的，例如把超声波说得神乎其神，到处装上超声波，装上去的又根本发不出超声的“波”。四是在城市大搞人民公社化，推行公共食堂。这个回合的“大跃进”，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以更大的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更大的破坏，加上农业严重遭灾，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发生的浮肿病，不少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到1960年冬季，实在难以为继了，不得不被迫停了下来。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宣告了“大跃进”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