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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发布时间: 2009-07-08    作者:谷牧    来源:《谷牧回忆录》 200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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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内,我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两个不同的价格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什么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的泛滥是必然的。记得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地方上个别负责同志,对此认识糊涂,竟然认为走私贩私有利于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群众致富,放任自流,更加剧了问题的恶性发展。消息传到中央,领导同志都感到不采取果断措施不行了。

  1981121523日,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个会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问题,部署了1982年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又把广东、福建两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找回来,专门座谈讨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包括走私贩私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问题。

  在会上,我受命组织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经报请中央批准,组建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外贸部、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后来又加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作为成员,依托海关总署设立了处理日常工作的办公室。经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海上堵截和陆上检查,严格实行渔政管理,整顿走私严重地区的基层党政组织,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还依法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分子,把这股邪风压了下去。

  在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严肃提出开展打击经济领域里违法犯罪的斗争,并为此采取有力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由于那次走私贩私的泛滥主要是在开放地区发生的,有些人就对开放画问号了,特别对举办特区的这件事摇头了。

  对实行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有些不同看法。这时候,非议特区的意见就比较公开地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了。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了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有的老经济干部痛心疾首,说本币受挤了,这还得了。一些长期在港澳工作的同志,受到港澳不赞同我们办特区人士意见的影响,也对特区摇头,说些二话。这些同志往往被看成是懂得外部世界的,因此,他们的这种否定态度颇有些影响。一是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掠夺,对于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群众有历史形成的戒备心理。举办特区又是崭新课题,许多人难以接受。

  作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负责干部,我想,实行对外开放已经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党的历史性决议;大家都知道举办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组织实施的一桩大事。所有这些,都没有更改。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谁说不实行对外开放,也没有谁公开在会议上讲特区办错了。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他几个委撤了,我负责的办特区这件事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我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工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我第一次召集他们8个人开会时,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这8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形势发展比我料想得快。1984年初,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我们迎来了对外开放的好形势,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

  1984122216,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小平同志从北京到广州后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现在我要来看一看。小平同志到深圳,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汇报;登上罗湖区的国际商业大厦,观看了深圳建设的全景;视察了中国航空航天技术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村、蛇口的微波通信大楼和中外合资华益铝业公司;在珠海视察了香洲毛纺厂、狮山电子工厂、九洲港、石景山旅游中心。在厦门,小平同志视察了东渡港码头、高崎机场、湖里工业区、厦门大学等单位,还冒雨参加了植树活动。他随后到上海视察了宝钢工程。

  小平同志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又为深圳补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厦门他听过市委、市政府的汇报后,又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小平同志的这些题词,再次表明了他对举办经济特区决策和实践的肯定,也对特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小平同志于217回到北京,24日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这篇内容广泛的重要谈话大部分是关于特区和对外开放方面的。

  小平同志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小平同志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小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中央传达下去后,全党、全国精神为之大振。

  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气氛热烈,到会的省、区、市负责同志,一个个发言,讲学习小平同志谈话的体会,讲本地区的打算,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要求、意见和建议。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同志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会议结束时,小平、先念等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小平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这是对全体与会者,也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迄今为止,这是规格最高的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会上,地方同志很关心究竟开放哪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在224小平同志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已初步议定了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同志赶来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增列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广东、福建的同志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这倒不是忽略,只因这两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已经开放。这次也吸收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这时,起草文件的同志向我建议: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只有秦皇岛未列入,似应补进。我同意了。就这样,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

  转眼到了1987年。筹办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在这一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此事还要从1984年说起。那年3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我先作了个引导性的讲话。到会的地区和部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赞同我讲的内容。唯有海南到会的负责干部不太满意。我讲完休会时,他们就提出: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在当年214日小平同志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特区和开放工作时,确曾讲过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在我的讲话中的确没有引用这些话,这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暂且不提。小平同志那篇重要谈话,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讲些意见,“请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厦门特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了,决定要办;而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件事并未讨论,我怎么好讲,而且用“赶台湾”这种说法来表示就更不准确了。我牢记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时,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过:毛主席的谈话,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不能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我对小平同志讲的这一句话,就是按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去对待的。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意在强调加强海南开发建设,但是20年内发展到台湾的经济水平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海南这位负责干部大概是想用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促进各方面支持海南的工作,用意是好的,但要求急了,不可行。后来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公开发表时,也没再提这句话。

  198312月在海南视察海南从1983年实行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的方针以来,工作是有起色的。各方面对海南的开放和开发都很支持,表扬、肯定、打气、鼓励的话比较多。海南的某些负责同志本应谦虚谨慎、正确对待,可惜却在思想上沾沾自喜,工作上急于求成,结果闯出大乱子,导致大挫折。这就是1984年海南不听招呼,大量倒卖进口汽车的严重事件。关于“倒卖汽车事件”,1985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组织了检查,作了严肃的处理。为了教育全国,挽回影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检查处理报告。雷宇同志作为海南行政区政府第一把手,在这个严重事件中的确负有领导责任,在工作上犯了大错误。究其本意是想从中赚点钱,积累些建设资金,但后来完全失去控制,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在海南是勤恳工作的,个人的操守作风是好的。面对中央的检查,他承担了领导班子应负的主要责任。受到处分调离之后,他接受了深刻教训,先后在花县、广州市和广西工作,表现也是很好的。

  “倒卖汽车事件”是海南工作中带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害了干部,坏了名誉,亏了经济,误了时间,还背上了三个“大包袱”。一是思想“包袱”。县处级以上干部思想波动,感到错误严重,抬不起头来,想振作精神再干,又觉得问题一大堆,困难重重,不少人谋求调离。二是案件“包袱”,立的经济案件有700多起,查处这些案件的干部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三是经济“包袱”,大约有五六亿元的烂账,还有积压的盲目进口物资价值11亿元。不巧1985年又遇到50年罕见的大台风,200多万亩农田、400多万株橡胶受灾,损失在4亿元以上。

  在检查处理“倒卖汽车事件”过程中,我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海南“倒卖汽车事件”要严肃查处,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海南的方针政策应坚持继续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完全同意。19855月,我约海南负责同志来京,向他们作了传达,要求他们在困难时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7月,我邀当时已应聘任我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11月,我用了一个星期,带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特区办和广东省的几位同志,到海南与当地干部具体研究如何总结教训、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

    1. 后记
    2. 保护恭王府
    3.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4. 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5. 邓大姐点将
    6. 我对孔子的认识
    7. 旅游业的发展,成果显著
    8. 邓小平对发展旅游业很感兴趣
    9. 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开放
    10. 沿海开放的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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