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工业二十条》正遭受“批判”,我在讲话中仍然讲了其中的基本思想,强调排除干扰,加强经济工作领导,维护生产秩序,搞好调度指挥,努力完成计划。对于我的讲话,到会同志大部分都表示赞成。他们当中很多是被“打倒”过又站出来的同事,对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转弯子”思想上根本不通,对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担心。但是,也有少数几个人是和“四人帮”穿连裆裤的,与大多数同志不一样。因此,会上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首先发难的是上海市工交办主任黄涛,此人以紧跟“四人帮”著称于当时。他想的做的同我们南辕北辙,原在意料之中,我比较注意他在会上的动向。但是,他竟然借这个讨论经济计划工作的会议提出所谓“追风源”,向国务院发动进攻,搅得乱糟糟,却是没有预计到的。我听说黄涛要在华东大组会发言,就专门去听。黄涛见到我说:“我就想说给你听!”他摆开了“教师爷”的架势,用“大批判”的腔调,放了一通。一说我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是做表面文章,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对工交系统的“革命”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讲得不深不透;二是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而是要搞清“右倾翻案风”从何而来;三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从1975年夏季国务院务虚会来的。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立即与黄涛呼应。他在东北大组会上说:“国务院务的什么虚?!是资产阶级的虚,还是无产阶级的虚?!一定要追查清楚。”他还提出“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是谁决定的,也要查清楚!”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听取计划工作座谈会汇报。姚文元问:“去年国务院务虚会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说说清楚。”我说:“我来说一下,务虚会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同志主持,实际工作是我做的,因而我到会次数最多,每次会议都有记录。”我列举了一些人到会的情况,陈永贵同志到过8次,李素文同志到过8次,吴桂贤同志到过8次。我强调说,副总理中唯有邓小平同志一次也没参加。很显然,姚文元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仍然是要“追风源”。国务院的务虚会的确是根据小平同志抓整顿的意图召开的,《工业二十条》的起草也得到他的具体指导,但是他恰恰没有参加过务虚会。因此,我突出强调这一点。姚文元一听小平同志没参加过,捞不到什么“稻草”,不做声了。只有吴桂贤开了腔,说:“我没有参加那么多次。”我说有记录可查。吴又说:“不论我参加过多少次,反正我不知道你们说了些啥!”张春桥在这次会上提出:“国家还有黄金,可以拿出一些用进口物资解决经济困难嘛!”我说:“是有一批黄金,但动用它是件大事,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正式作出决定。”(我还讲了当时的储备数字)另一位副总理说:“国家有黄金储备,怎么没有报告过我?”我说:“这是国务院的老规矩,黄金储备和它的动用,一向由周总理、陈云、富春、先念同志直接掌握,并非每位副总理都过问干预。”
张春桥借经济形势给我出难题,说:“经济情况不好啊,你要拿出办法嘛!”我想,形势不好,是来自你们的捣乱,跟我要什么办法!没好气儿地跟他说:“根本问题是生产指挥系统被冲乱了,抓生产的老干部都被揪斗、‘靠边站’,新上来的不懂,也没有威信,谁也管不了,谁说也不算数。照这样下去非垮不可。”他说:“你把问题看得严重了,缺乏信心。”我听了更加窝火,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我是没有办法。”他当时的话除了给我找麻烦外,可能也反映了他对到时候如何管经济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