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是年7月5日的日记，照抄如下：

　　这几天的教育，对我特别深刻，从来京后，反右斗争步步深入，无论什么会场，都是反右斗争的战场。三星期来，我的体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自己的认识也一天比一天提高。我初来京时，还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后来，经过不断斗争、检查、分析，才开始认识了，搞得满身大汗。党对我还是采取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注：当时正在《北京日报》大礼堂举行全国政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我和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尸我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还是放在“火烧”阶段，浦熙修同志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一方面帮助我真正认识错误，从这里汲取应有的教训，一方面尽量保留余地，给我交代改悔的机会。李维汉同志亲自启发我，柯庆施同志和石西民同志也经常关心我的问题。(注：刘述周同志说：他们经常有电话问起我的近况。)刘述周同志更一次一次帮助我分析问题，还自己到办事处找我，帮助我。党对我的爱护，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毛主席说要我放下包袱，可是，我还是解不开包袱，不是没有决心，也不是有顾虑，而是不知从何解起。因此，迂回曲折了一个时期，多挨斗了几次，特别是昨天，受到的教育更深刻些(注：会场的火力更猛)。几天来，皮肤下面刻刻在发火，心往下沉，半月来几乎没有好好睡过(那时天天晚上要写检查，以备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写不出一个字，每晚要抽两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透湿，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陶陶(指现在已病死的我的长媳，那时她和我的大儿子常来看望我)说我瘦多了……今天的检查，我是什么都抖出来了，相信我已认识自己的错误，同志们的意见不多，是否算是通过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日记里我特别提到李维汉同志的启发呢?他是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就在刘述周同志亲自来转达毛主席如何对我关心谈话以后两天，周又来北办找我，说：“李维汉同志对我也十分关怀，已约定即日见面。”于是我们同车到中央统战部。见面后，李维汉部长问我检查得怎样了。我说：我苦苦思索，实在是什么都倒出来了，但还得不到同志们的谅解，说没有交代清楚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他说：我知道你和章罗没有特殊的交情，我也了解你是一贯对党有感情的，为什么把报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受了什么人的鼓励报才这么办的?你应该讲讲明白。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很顽固，向来没有什么人会诱导我走邪路。《文汇报》如果办的方针不对头，一切责任在我。”他说：“你的思想不用太偏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我心想：《文汇报》复刊方针、计划是党中央审批的，邓拓同志、夏衍同志、姚溱同志最关心《文汇报》，但这些，我能讲吗?万万不能讲。他又再三逼我，我只得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这间房子里，本来只有李维汉、刘述周和我三个人，讲到这里，我忽然看见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在记笔记。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宋云彬同志先我陷入罗网，而傅雷同志则因我这一句话，可能要受牵连了，自己追悔莫及。

　　当时我被斗的战场，主要有二，一是广州小组(我是广东省选出的代表)，一是新协召集的会议。上午在人大小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表个态”，记得有一次蔡廷锴将军发言说：“你以前一向和我们民革的同志常来往，为什么最近和章伯钧、罗隆基这些人搞到一起去了?”如此等等。主战场在新协，每天下午一场，而且每次批斗后，主持会议的人必说：“这次交代不老实，明天大会继续批斗，浦熙修、徐铸成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才结束，作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7月31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关照唐海一路陪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吧。

　　8月1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三次都被主持者说是没有触及政治问题，态度不老实，到第四次交代时，我把他们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写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实”了，不再开会穷追猛打了。

　　“柯老”(柯庆施)自然不再“挽救”了。不久，他召开了一次会议，集中了那时已确定的所有的“大鱼”，一脸秋霜地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检查交代，争取重新做人。”右派的一顶帽子，已飞上我的头顶。

　　《文汇报》的社长和总编辑，早已换了人。对我的具体处罚，是降职降薪，工资级别从八级降为十四级。

　　从是年9月起，先在市政协集中学习，后来，又在上海颛桥办了一个专政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检查。下半年，又转入新闻办的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边学习边劳动，后才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工作。

　　我沾了“头面人物”的光，处分算是宽大的。这次“阳谋”发动者定有指标，全国知识分子(当时说有五百万)，其中有百分之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加上各级层层加码，一笼子装的大鱼小鱼，总不下几十万尾吧。《文汇报》被列为“阳谋”的重点，比例当然更高，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

　　他们大多妻离子散，一部分还发配到北大荒及其他边远地区，受尽了种种折磨和人身污辱。大约为《文汇报》遭殃而自尽的，先后有十余位，其中，最使我终生负疚的是梅焕藻同志。他中英文流畅，长期任《大公报》驻印记者，胜利回国后，任当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先生的秘书，而倾心进步，当《文汇报》因经济困难招读者股时，他是《大公报》内少数积极应募者之一。后来，《大公报》北迁，他自愿留在上海。《文汇报》1956年复刊时，我再三登门邀请他任社长办公室秘书。平时，他工作十分负责、认真，但从不参与编辑部事务，他心直口快，有时对《大公报》的要员，也表示不满。罡风匝地时，有位原《大公报》要员调《文汇报》任总编辑，曾找梅焕藻同志谈话，问他对运动有何看法，他只说了一句：“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一言既出，立即受到围攻，要他交代，他走出会场，立即跑上屋顶，跳下楼了！他是《文汇报》第一个壮烈牺牲者!

　　1959年，我和沈志远同志被列入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但“帽子”虽然摘了，痕迹依然被留着，被列入“另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还被“两报一刊”公开点了名，说“大右派”徐铸成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最赏识的报纸云云。同时又多次被批斗。

　　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我只记下身历“阳谋”的经过，未加分析、评议，一切留待历史来作结论吧。

　　有一点想法值得提一下，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