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 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接着我发问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纸张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后，报纸的读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数配给，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各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好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风趣地说：“钱武肃王的后人来了，这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社的纸张供应配额。

　　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已摘要载于前几年毛主席诞辰时补发的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不需再赘述。

　　还记得出版界的舒新城同志说：从三大改造以来，各地有些无知的农民工商户，纷纷把一些书籍出售，甚至拆散当废纸卖，使珍贵文物散失，干部出面制止也无效，请主席注意这一严重问题。毛主席风趣地回答：“你倒很注意为共产党说话。”

　　后来，毛主席问道：“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意义上，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我认为这就是高价征求批评。”

　　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我接着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评相当尖锐，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故意放一放，好让大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开展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组织的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毛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批评、反批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两个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毛主席对新闻出版界的谈话，当时即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寄一份给上海编辑部、北办人员，大家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还分别接见教育、文艺各界代表人物。

　　大概在12日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的上海文化部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接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个“小八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毛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地点点头，掩饰不住其得意之色。

　　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赶到迟了十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忙招呼我坐在他的旁边，亲切地问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谈。”

　　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进行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内出发，“团员人选已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恐，怎敢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负责，我挂个空名，大概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大会将闭幕时，邓拓同志去告诉我，访苏代表团一周内即将启程。我焦急地说：“报馆的事和我的家事应该让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呀。”邓拓同志说：“那天会闭幕即回沪，三天内务必赶回北京。” 我在飞沪途中，看到青翠的泰山，高耸于群山之上，想起《论语》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话，我当时想，毛主席的英明和目光远大的确在世界“群峰”中，无与伦比。

　　留沪实际只有两天，匆促安排好公私事务，编辑工作自然由钦本立同志全权处理，经理部则我虽兼任社长(停刊前称管理委员会主任)，一向不大管，由副社长兼经理部主任严宝礼同志全力主持。

　　第三天(3月24日)上午离沪飞京。那时，民航还没有大型飞机，沪京班机，中途要在南京、合肥、徐州、济南停靠，全程要飞五六小时。第二天中午，去访晤邓拓同志，哪知短短三天中，“行市”变了，原定任访苏代表团长的林朗同志(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不去了，改派我为团长，由徐晃(原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卢竞如(俄文《友好报》副总编)为副团长，团员共十二人，另有两名翻译。我听到这消息，真是“受宠若惊”，非常惶恐。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向被称为“老大哥”，怎么可以让我担任团长呢?(全团十二名代表中，只有我和《光明日报》的张同志两人非党员。)我坚决向邓拓同志表示，不敢担负此重任。邓拓同志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你不必谦逊了，中央还决定徐晃同志为代表团党组书记。我已关照徐晃同志，党组开会时，除讨论纯党内问题外，其余都要请团长列席。”我听后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如此信任。总之，我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仿佛如傅雷同志在“家书”中所表达的，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崇敬，达到了最高峰。

　　这次中国新闻工作访苏代表团是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和苏联对外友好协会共同邀请的。当时，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龚澎同志，也是熟朋友，博学多才，性格开朗。我去外交部拜访，她要向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兼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问好，并托我带礼品赠送给他。 　

　　我向邓拓同志(当时兼任中国新闻协会会长，我是常务理事)问及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他说：“关于苏联办报经验，我们前年已去《真理报》学习了一段时期(指第一届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邓拓同志任团长，参加的代表有《解放日报》总编张春桥，回沪大做报告，还出了一本书，大谈苏联报纸如何如何干预生活等等先进经验)，已够多了，你们此去，不必再注意这一方面，而着重去了解各地情况，增进两国友谊。” 已定好三天以后的机票。在这三天内，天天召开全团会议，谈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特别请戈宝权同志来详细介绍苏联的生活习惯，以及交际场合应注意的事项，并传授了若干常用的俄语。

　　5月27日，代表团出发。那时苏联的“图一○四”喷气巨型客机刚参加中苏民航，每周来回一次，我们没有赶上航班，坐的是螺旋桨的小飞机，只有二十四个座位。我们于清晨六时许登机，旋即起飞，乘客只有代表团十四人，等于是我们的专用机。沿途停乌兰巴托、伊尔库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特洛夫斯基、喀山等站，都停机进机场休息，共走了二十五小时，28日上午八时许始抵莫斯科(苏联时间上午零时许)，受到伊利切夫及文化部副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等报的盛大欢迎。《消息报》总编辑致欢迎词，我代表全团致答词。时当深夜，莫斯科春寒入骨。旋被招待赴苏维埃旅馆下榻，此为当时最高级宾馆，我住的房间有三室，两套卫生设备。招待人员告诉我，今年彭真率代表团来苏访问时，即住在这间房内。

　　这篇文章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一部分曾登于当年5月底至6月上半月的《文汇报》，后来我被揪出批斗，才被夭折。写出的部分有十余篇，已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我的《通讯游记选》)，只简单谈些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和赴苏访问的日程安排。

　　第一件事，我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当我们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可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想不到我们回国后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降职、或贬居。上月看报，知道莫洛托夫上月（1986年11月)年九十六岁才逝世。他晚年一直领养老金过着悠闲的生活，前两年还恢复了他的党籍。可见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肃杀的气氛毕竟不同，而且即在斯大林时期，党外的知识分子也并未遭到劫难，比之我们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许多开国元勋都一一受冤蒙难，被迫惨死，可见青出于蓝了。

　　在那晚的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波列伏依等人。

　　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

　　第二件事是赫鲁晓夫的会见。在临走前几天，陪同我们的苏联外交部人员就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要接见我们。”直到预定动身的那天，还音讯杳然。大家几乎绝望了，副团长卢竞如上街去买些东西(她曾留苏多年，俄语讲得非常流畅，甚至各地的方言也能说，所以，我有些讲话，特别请她翻译)，尚未回旅馆，伊利切夫同志于下午七时特来面告：“赫鲁晓夫立刻要接见你们。”时间匆促，连卢竞如同志也没有能赶回来就匆匆赶到苏共中央办公大厦，好在前几天已和我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商量好，准备向赫鲁晓夫提出哪些问题。文化参赞特关照大家，不要你一句、我一句的提问，该问的问题，应由团长一人提出。到了赫鲁晓夫办公室(很大而陈设简单，会客桌上，只摆一架飞机模型)，宾主坐下后，我把大家拟定的三个问题依次谈完了。在谈话中间，他还风趣地说：“毛泽东同志上次来苏，只在莫斯科停留，这一回(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我们要‘报复’一下(指伏罗希洛夫正在华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请他到苏联多参观几个地方。”接着他说：“你们大概很关心我们开垦生荒地的情况吧?”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开垦计划和已获成就。他答复我提的三个问题，大约只花了半小时，而他主动谈及垦荒问题，却娓娓谈了一小时半，可见他对此很得意。

　　会谈后，就在他办公室里和我们全体合影留念。合影时，我靠他站着，他还挽了我的手。我们回到旅馆，急急吃了晚饭，急忙收拾行李，匆匆赶到机场，登上图一○四飞机，在开机前五分钟，苏联外交部人员才赶来分送每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这张照片，“文革”中害我吃了不少苦头，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去，指为我的反动“罪证”，迫使我多次尝到“喷气式”的味道。

　　苏联人民对我们确是十分友好的。我们所到之处，不仅官方热情接待，一般工人、群众，也非常亲切。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我们接触过不少顿巴斯工人，他们对我们都很热情，有一个曾对我说：“什么老大哥、小弟弟，中苏两大国好比是孪生的一对兄弟，如果中国同志需要，要我脱下最后一件衬衫我也心甘情愿。”多么朴实而美好的感情!安排我们的参观生活，接待人员也十分周到。我们在莫斯科十几天后，即分两路到各地参观，我和卢竞如带的一路，团员有邵燕祥(新华社)、刘克林(大公报)等，另一路参观中亚细亚及苏联亚洲部分，由徐晃副团长带队，相约在列宁格勒会合。我们这一路共参观访问了俄罗斯欧洲部分，波罗的海、白俄罗斯、乌克兰及黑海；里海一些地区共十个加盟共和国，为了节约时间，全用飞机旅行，只有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一程坐火车。中间曾安排我们到旅游胜地索切去休息了三天。我们回莫斯科参加五·一盛典后，苏联外交部和对外友协还要安排我们去雅尔达旅游休息一段时间。那时国内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鸣放已进入高潮。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如延安整风一样)，怕错过锻炼、改造的时机，因此婉言谢绝，决定于5月9日回国。

　　这次访问，共历时四十四天，加上回京后又清理团内事务，耽搁数天，那时，所谓“鸣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在莫斯科时，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求平淡。反而内容一般，标题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老编辑的一般的常识。为什么这一段《文汇报》标题如此“火上加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当晚，即和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这么大?他对此含糊答复了。(直到文革以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一段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这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