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权威人土及《文汇报》老同事，那时在京任相当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张锡昌、秦柳方等)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素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

　　教育部的柳缇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的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八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准备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馆址及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

　　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应该有一定水平的质量，必需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见识有限，应广泛要求各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恳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虞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人，《体育报》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协助审定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

　　到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职工也已回到上海，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共先后四次)，我认为“操练”已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开始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还连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系长江同志介绍，经本报翻译)。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同志及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副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的工作，并全局掌握二、三版学术性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组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话，有时还与《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信，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帮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写出了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被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先后写给我的三封长信表示赞扬(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砸开我的抽屉，全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全力支持《文汇报》及《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地感激外，也体会到邓拓同志如此支持我们，是因为他日光远大，着眼于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为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趋人物，《文汇报》当时取得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自己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三十余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段就是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起为止。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某地举行的—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我去参加，见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吴永刚、石挥等，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由杨永直继任，这次会议，杨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匆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订好车票，今晚七时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回去料理公私事务，整理好行装，以便准时登车。

　　—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打了个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谈文名了)，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他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天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这一带，当时还很空旷，周围房子疏落，空气也很清新，严冬已过，春寒仍有余威。

　　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如《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他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讲到这里，我想插一段话：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看到一本介绍“苏联内幕”的书，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实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并不那么自由，他征得我的同意后，译登在《文汇报》。而按当时的逻辑，说苏联有一点点缺点，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因此引起不少进步人土的围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迁居昆明。当时，我在香港主持《文汇报》，他写信给我，希望将欧美新出版的书籍杂志，择要寄给他。上海解放后，我听说他已由昆明迁居香港，曾去函劝他早日回来。他回沪后，即租住在江苏路，离我住的愚园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门，闭户译书．而每出版一本，即托人带赠给我。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我登门造访，我对文化、文艺方面知识浅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见识博而广，我希望他多多指教和帮助。那时的傅先生，和几年前已判若两人，他参加了作协主席团，并在上海市政协学习小组任组长。对《文汇报》的复刊及所订方针，他极表赞同，除积极为我设想外，还推荐林风眠、沈知白先生及钱钟书、杨绛伉俪，力举这几位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们组稿。我当时深有体会，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这是后话，下面还有补充。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还特地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统分组座谈意见和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譬如，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 ‘铁券’。”上海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道：“这正如京戏《甘露寺》所说的，是贾化(假话)。”

　　我因为百万庄离市区较远，在市区开小组会时时间较多，也为了就便与北办同志联系工作，在招待所(记得与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两天后，即搬到北办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随乘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记得并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墙粉刷陈旧，一大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坐椅，如此简单而已。(比之1980年以后看到的各地行宫，有天渊之别。)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华、邓拓、王芸生、舒新城，其余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则坐在我们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