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女性社会记忆建构

　　——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中国农村妇女的故事对认识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十分重要。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以男性为主，对女性的关注相对比较薄弱。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贺萧（GailHershatter）所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以下简称《记忆的性别》）根据对陕西农村72位妇女的访谈，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记忆图景予以还原，并做了深度挖掘和阐释。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现实意义，抑或视角选择、方法使用等方面都有积极的研读价值。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该书做一评析，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为农业集体化时期历史补充了丰富而鲜活的细节

　　1996~2006年的10年间，贺萧在对陕西中部的渭南县（1983年9月，撤销渭南县，改设渭南市（县级）。1994年12月，撤销渭南地区和县级渭南市，设立地级渭南市。本文均以集体化时期所用名称为准，下同。）B村、合阳县（1958年并入韩城县。1961年复设郃阳县。1964年，国务院更改生僻地名时改称合阳县。）G村和陕西南部的南郑县（1958年底，撤销南郑县，辖区并入汉中市。1961年8月，恢复南郑县建制。2017年8月，撤销南郑县，设立汉中市南郑区。）T村、丹凤县（1958年12月，撤销丹凤县，辖地分别并入商县、商南县、山阳县。1961年10月，恢复丹凤县建制。）Z村的72位60岁至80多岁老年妇女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回忆叙事或自传式表述，对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社会化记忆进行系统的描述和研究，撰写出版了《记忆的性别》，不仅关注了这些农村妇女所记忆的社会事件，更探究了在记忆过程中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农村妇女记忆图景的真实呈现。

　　作者首先阐释了人的记忆对于还原历史场景、补充“缺失的历史”［1］的重要价值及研究计划，介绍了访谈地点的重要性、档案馆资料的不完备之处、访谈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记忆的可塑性，提出了自己要解决的“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等一系列问题。［1］（p.11）随后，作者在九个部分中分别勾画出这些农村妇女从新中国成立前到2006年所经历的难民、领导、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劳动者和劳动模范、叙述者等各种身份。

　　从访谈对象和涉及的问题看，作者将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充分结合。“家里没人”呈现的是农村妇女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记忆；“寡妇”以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的成立为背景，对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积极分子”讨论了年纪较小一些的农村妇女讲述1950年《婚姻法》贯彻实施中发生的故事；“农民”关注了妇女开始全职从事集体化农耕及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所带来的影响；“接生员”将流传生孩子危险的故事与国家广泛宣传的安全、卫生的接生实践进行对照；“母亲”探讨了接生员使婴儿存活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模范”就少数几位妇女劳动模范如何进入公共视野这一问题做了讨论；“劳动者”探讨了“大跃进”以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妇女在国家运动与家庭事务之间的矛盾；“叙述者”转向妇女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对集体化时期生活的追忆性叙述。［1］（pp.11~16）《记忆的性别》基于农业集体化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不同年龄段的妇女均有所涉及，充分反映了陕西中部和南部农村妇女生活的真实场景及演化历史，为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历史补充了丰富而鲜活的细节。

　　从研究时段看，作者关注的时段虽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妇女的生活经历也有所关注，如作者关注劳模山秀珍早期作为难民的流浪经历和所遭受的伤害，描述了她经历的穷苦人家的孩子、难民、童养媳和农民等不同身份时的社会境况，重点追问了“虽然那种说妇女在革命前困囿于家的故事明显不准确，但为何此类故事仍旧有着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1］（p.11）作者采取这种时空连贯性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更为客观、全面、整体地认识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女性生活的细节及更为深层的问题，生动揭示“社会主义的特定意义”。［1］（p.17）

　　从研究地域看，作者选取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县四村的妇女作为对象的理由是：“陕南的作物和气候更接近四川北部地区，而不同于陕西其他地区。关中（关中指“四关”之内，即东潼关（函谷关）、西散关（大震关）、南武关（蓝关）、北萧关（金锁关），位于陕西省中部，包括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和杨凌五市一区。——编者注。）和陕南皆有土壤肥沃和景色优美的地区，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整个陕西省都很贫穷，甚至到了21世纪初，陕西与中国改革时期繁荣的东部沿海城市之间仍有天渊之别。”而且与陕西北部不一样，作者选取的这些村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受革命影响相对较弱，直至20世纪50年代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才开始发生改变。［1］（p.10）具体到这四个村庄，情况也各不相同：B村位于关中棉花种植区，每家每户紧紧相邻，相互关系了如指掌；T村产大米、茶叶，与B村情况正好相反；Z村一直是桐油、核桃、板栗和草药等山货交易中心，但是住在市集中心的人和住在山里的人相互“瞧不起”；G村位于靠近黄河的关中东北部边缘地带，其“棉花种植方式、本土纺织、随处可见的当地戏剧以及一直以来水资源的匮乏都影响了当地的家庭经济和社会交往模式”。［1］（pp.18~19）作者在行文中体现了各地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有社会性别指向的工作等方面的具体特点，旨在诠释其“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观点。［1］（pp.17~20）这能更好地为农业集体化时期历史提供不同的地方性视角和细节。

　　二、为当代中国史及妇女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记忆的性别》重点关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农村妇女生活史，展现了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妇女在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记忆图景，不仅为这段历史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鲜活的细节，也对当代中国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野

　　作者所访谈的农村妇女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客观身份决定了她们与所经历的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关联密切。［2］《记忆的性别》基于农业集体化的特定时代背景，以陕西中部和南部农村妇女的生活经历为中心，关注《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土地改革、互助组的成立、三年经济困难、扫盲运动、公共医疗、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等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相互交织的多个层面。在关注农业集体化历史的同时，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角。

　　《记忆的性别》将农村妇女的个人记忆予以整合，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程度、人民生活状况等，弥补了国史研究档案资料的局限与不足。对相同历史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多个侧面，尤其是不同的性别视角，为丰富历史场景提供了可能。关注访谈对象之间叙述的差异甚至矛盾之处，有益于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二）拓展了当代妇女史研究领域

　　近年来女性史研究特别是妇女口述史为学界广为关注，但关于农业集体化时期女性史的关注仍显不够。“口头叙述既是社会也是个人的产物。”［1］（p.27）《记忆的性别》让农村妇女讲述自己的生命奋斗史，捕捉她们的经历，追寻她们的历史，以个体记忆呈现时代记忆，［3］形成的记忆文本资料为研究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对农村妇女社会记忆的研究，不仅是对性别平等、女性话语权的重视，更是对社会记忆理论在女性群体研究对象上的具体运用，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和评价她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为后人研究农业集体化时期女性历史提供了线索和素材。［2］关注这一群体也体现了文化人类学对女性群体的研究关怀，因为这是该时期亿万农村妇女生活状况的缩影，对促进妇女发展、推动性别平等及助力女性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简而言之，《记忆的性别》涉及了当代中国史与妇女史两个领域，从不同视角将这段女性史纳入了特定历史范畴。［4］《记忆的性别》通过历史当事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农村妇女这一农业集体化历史的亲历者为主导，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野，［2］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妇女史研究的领域。

　　三、研究视角的创新与口述访谈方法的运用

　　女性口述史倡导让女性“浮出地表”，重新塑造历史和自我。在挖掘重视以往被忽视的女性历史的同时，从性别记忆的视角打开了基于中国农村妇女日常生活逻辑建构的集体化记忆。［5］女性的记忆往往很难通过文字保存下来而成为社会记忆，［6］中国农村妇女的故事更是如此。但是，《记忆的性别》在研究视角的创新与口述访谈方法的运用上均有所突破。

　　一是以性别化记忆视角抢救鲜活资料。由于1949年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渐行渐远，在启动这个项目时亲历者基本都年逾六旬，很多都是年近八十或者更为年长，作者从性别化记忆的视角切入，围绕“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抢救性采访了那些能够开口讲述亲身经历的妇女，重点关注发生在这些妇女身上的一系列变革，如田野劳作、家庭劳动、育儿和婚姻等。这些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指向，展现了女性独特的人生经历。虽然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地区持续发生变化，一些妇女原有的家庭经济活动日渐减少，但是她们依然被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社会舞台。

　　二是口述访谈成为档案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对农村妇女的口述访谈将历史还原到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女性个体，所呈现的社会记忆再现了历史及其诸多鲜活的细节，把农业集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妇女经历呈现于读者面前，把她们的人生经历、精神风貌、人格魅力一起记录下来，让人得以感知当时的场景，成为历史档案的重要印证、补充和参考。

　　三是访谈者与口述者以及访谈者之间密切合作。访谈者的综合素质是决定访谈学术价值的关键因素。作者贺萧是美国一位具有丰富访谈经验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她的中国合作者高小贤，不仅因为童年曾在陕西农村度过，“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乡青年”的身份返回那里，对陕西农村非常了解，而且具有历史学与统计学的专业背景，并对口述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高小贤就认识到，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受到50年代集体主义的深刻影响，“社区基础设施、街坊邻里动态、家庭关系、宅居遗产继承模式、社会性别分工、个体欲望：所有这些都曾在集体化时期被重塑过，并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可能”，“只有将要改变的环境考虑进去，才能制定出良好的发展政策”。她认定：“探寻集体化时代是如何塑造了妇女的生活与劳动便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针对这项访谈课题，贺萧与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作计划，研究兴趣在一系列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1］（pp.7~8）她们优秀的综合素质及相近的学术观点为本书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记忆的性别》以访谈的形式让农村妇女作为农业集体化历史亲历者讲述了这些事件在她们人生经历中的地位与影响［7］，并关注她们每个个体的整个人生经历。因此，访谈者与口述者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访谈者致力于让长期被忽视的农村妇女群体发声，聚焦亲历者的人生经历及心路历程，揭示其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8］访谈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列出提纲、形成框架、深度访谈，严格遵照学术规程，体现出了较强的专业精神、奉献精神及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作者在初次访谈后又分别在三年后、十年后对G村、B村进行了回访，还对部分老年妇女的子女进行了补充采访，与曾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妇联组织工作并长期在农村生活的妇女进行了交谈。为了理解“妇女的记忆是否以及怎么样不同于男性的记忆”，还访谈了一小部分与这些妇女同村并在集体化时期担任过村干部的男人。［1］（p.10）访谈者和受访者的密切合作使《记忆的性别》的学术价值得到了保证。

　　当然，在充分肯定该书文献价值、现实意义、视角选择、方法使用等方面的特色同时，也应该看到该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即过于注重局部、微观和实证研究，而在整体和宏观研究方面有所欠缺；未能深入探究女性视角下记忆的选择性特征等因素；选择的地域和人物是否能够代表陕西全省甚至反映全国其他省份的情况，还有进一步研判的必要。事实上，作者对以上不足也有不同程度的觉察，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述：“尽管这些农村妇女的故事并不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全部，毕竟各地的历史不尽相同，但她们的故事却是这其中的一部分。”［1］（序p.1）

　　《记忆的性别》基于口述访谈采集、整理、保存历史亲历者的记忆，以陕西中部和南部72位60岁至80多岁老年妇女为口述对象，着眼于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农村妇女生活经历的微观叙事，以个人视野讲述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展现了农业集体化时期女性的鲜活回忆，在挖掘重现以往被忽视的女性历史的同时，为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历史补充了丰富而鲜活的细节，有助于认识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人民生活等状况，拓展了当代中国史和妇女史研究的领域和思路，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引文献］

　　［1］﹝美﹞贺萧（GailHershatter）著、张赟译：《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

　　［3］杜芳琴：《倾听妇女口述历史》，《光明日报》2016年8月9日。

　　［4］杨洁：《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5］吴小英：《探究“记忆是如何性别化的”》，《中国妇女报》2017年12月19日。

　　［6］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发现历史时期女性的历史记忆是否有了可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7］刘晓丽：《口述访谈中的女性生命史——基于对大寨村和西沟村的口述访谈》，《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8］户华为：《历史在口述中永存——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光明日报》2016年7月4日。

　　［作者简介］蒋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在站博士后，200433；教授，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7340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进］